然而，此处的“禹锡玄圭”，当是天赐禹以玄圭，以奖励禹治水土之功。这是古代的“物”的信仰。天对天子赐下“物”，如玄圭一类。这类物是王权的证据，而它们来自至上天神。汉代的纬书《尚书璇玑钤》屯有这么一段记载：“禹开龙门，导积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28） 此纬书成立于汉代，当记载了上古以来的神话，在成文化的过程中，作了若干修饰或改造，其内容是说禹在治水土的过程中，在龙门之地得到玄圭。至于其所说上面刻有禹受天命之说，当是汉代之人根据当时的受命之说而有所添加的。
    另一证据是燹公盨。其铭文明言：“天命禹敷土。”（29） 我们可以相信这是禹治水土的原始版说法。战国时的《禹贡》在成书时，亦持此说法。
    我们可以推想，自西周初年以来，中原王权的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及黄河下游、淮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等。周王权为了加强自身支配的正当性，运用了当时广为存在的禹神话，将天下定义为“禹迹”。这使得周王所统治的“天下”都源于一位创造者：禹。此即《禹贡》所载禹神话的原型。而其重点为燹公盨所载的“天命禹敷土”。此禹神话是陈述禹受上天之帝之命，在人间浩瀚的水上，铺设土地，并带来农业。于是古来的“天下”概念就更具体为禹所经营之土地，即所谓“禹迹”。（30）
    禹带来了农业之说，在古史研究中，已是非常清楚。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还原到神话信仰中。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禹是后土之神，而后稷是谷神。周人巧妙将其祖先神后稷与造大地的信仰结合，故有“后稷封殖天下”（31） 之说。周王之所以治天下，是因为其始祖神后稷推行农业于天下。这也是农业王权的论证。我们可以推论，中原王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农业。亦如上述《禹贡》所论，凡服从于此王权者为“民”，即农民。而不愿从事农业者即“夷”一类的非我族类。
    四、霸王政治与天下理论
    前一节中，我们讨论了天下观念如何从周文王神话与禹传说中发展而成。故我们可以说天下观念的源起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质。然而，这个宗教性的主观世界像（即天下概念）不会无媒介与无过程的成为中国王权（指皇帝制度）的政治原理。因此，以下接着讨论了此天下观如何在春秋、战国期间的霸王政治脉络中确立下来，而为其后的皇帝制度所继承。
    所谓霸王政治，指春秋中期以后，以大国君主为首的国际联盟形成，于是出现新形态的政治结构与秩序。这其中相关史实，夙为学者所知。但历来学者多将春秋战国时期的霸者，如齐桓公、晋文公一类君主的出现，视为周王权的变态。然而，这种观点是受到战国学者的历史论述的导引，而突出表现在司马迁《史记》中，其结论是证明周—秦—汉的相承与正统性。就王权研究的立场而言，我们应视霸王政治是中国王权的一个阶段。但这个课题另当别论，本文只说明霸王政体的出现如何确立了其后的天下观念。
    让我们重新检视春秋战国的历史。过去我们对于春秋战国历史的理解多依从战国后期至汉代学者的历史论述。（32） 这个论述，简单而言，即“周王权衰弱”说。原本强大的西周王权因故在春秋之后衰微，于是原服属周王的诸大国从周王的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进而无视甚至僭越周王权，而各自发展其势力。这套学说中的诸事实并非全然假造，但整体的历史像却是虚构的。战国的统治集团为创造继承周王的新王的王权理论，故假托历史上曾出现强大且统一的周王权。这个历史的（西）周王，曾支配战国人所认为的“天下”。此学说又为汉代学者所继承，用以宣告秦朝与汉朝是继承周王权及其支配领域，此领域即“天下”。
    目前我们对于西周王权的形态，无法究明之处甚多。且诸学说中的异同，我也没有能力断定是非。（33） 容我从我的观点简略描述周王权。周王自西周始，在一个广域内拥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与统治权，以汉字表现即“王”者，亦有称“天子”。但其权力的展现，从比较王权的角度，主要是“祭祀王”。周王只是广域的祭祀圈内主祭者。参与祭祀者主要是华北的诸国君主。我们不能将西周王权想象是专制君主在上，而君臣关系严密的政治形态。周王与服属之国之间有册封、朝贡与共同祭祀的关系。周王与诸国君主间的关系主要是礼物交换与汉字的赠与，此即所谓朝贡与册封体系的初期形态。
    大国崛起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现象。这些大国的出现是古来文化地域的诸政权整合的结果。如燕辽区出现燕国、海岱区出现齐国、江浙区出现吴国、中原区出现晋国、甘青区出现秦国、两湖区出现楚国等。这些大国，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一方面对内加强支配力，提升国君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对外联结诸大国，并试图在国际间建立自己的霸权。
    春秋时期，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秩序，即霸者成立，于是有我所说的霸王政治。我们应视这种政治形态为新的王权，在时间上介乎周封建与皇帝制度之间。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者可以预设皇帝制度的理念是继承自霸王政治，而非周封建。天下理论成为中国王权的主要政治论述是成立在霸王政治的发展过程中。
    目前我们对于春秋以至战国时期的“霸王”的王权不甚理解，其研究尚待开展。先简单析论如下。这类的霸王是一种新形态的王权，其性质可借司马迁对于项羽作为“霸王”的说法表明，即“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34） 司马迁的说法诚良史之见识。霸者的王权即“以力经营天下”。或许我们可以用“战争王”定义之。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春秋以来的霸者欲“以力经营天下”，却无法建构独立的王权。故这些霸者，如齐桓公、晋文公，在建构其国际间的霸权时，都采用了借助周王权威的策略，主要是周王的祭祀权。
    春秋以来的“尊王”之议，其目的之一是要借助周王的祭祀权，以辅助霸者自身不成熟的战争王形态的王权，并用以团结北方诸国。其他诸大国君主之所以呼应霸者而加入尊王的政治运动，是意图借由这项政治主张以加强其在国内的支配权，如伸张对于国内其他都市（被称为“大夫”阶层所支配的都市）的支配权。但这是复杂的政治过程，也离题稍远，容此处略去不论。（35）
    再回顾历史，春秋以来，北方诸国与南方的吴、越、楚等国发生战争。借由这些交流，新的国际秩序逐步建立，而主要的结果是南北诸集团的整合。霸者的“以力经营天下”的秩序原理表现在诸国会盟时，各自展示军事实力，而推出诸集团联盟的霸主，即战争王。（36） 于是我们看到如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脱颖而出。
    借由霸主性质的战争王的体制，诸国间的联盟体制也逐步成型。这是“天下”的原型，也是其后“天下”的空间范畴的基础。历史上的重要概念的诞生不会只是观念的游戏，一定也是历史脉络下的产物。先秦“天下”概念成型的历史脉络之一，是春秋以来的霸者所主导的会盟政治。参与会盟的诸集团、诸国家所建构的政治空间即当时人所认识的“天下”。《论语·宪问》记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句话。自齐桓公的霸业始，北方集团与南方集团开始联盟，一个新的“天下”诞生。这句话是否真的是孔子如实之言的记录，亦须谨慎。至少将之视为战国人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意味南方楚国等在内的领域也是周王支配的固有“天下”。但这是当时中原国家的政治论述所塑造的历史像，故意将楚、吴、越等国君视为历史上周王的“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