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本文立足于诠释方法中的史料批判立场，重新探索中国的天下概念的成立过程。尤其是该概念在春秋战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的发展，而如何成为其后皇帝制度的主要支配理念。
    天下概念发生于远古的早期王权（或称邦酋、首长制）的历史脉络中。当时地域统治者主张其所统治的区域是其所祭祀的主神所支配的领域。至迟在西周时期，当这位统治者所祭祀的主神为天（上帝）时，王者便宣告其所统治的是“天下”。我们能考察的最明显事证是周文王神话。而禹神话则是另一个阶段。从王权理论来看，禹神话所反映的天下观的重点，在于王者（天子）创造了大地，而“民”在此下土得以进行以农业为主的各种生业。于是天子（王、君）与民的关系是以土地及生产物为媒介。这些生产物以赋役的形式缴纳给天子，作为天子赐给他们土地与生产物的回报。此即赋役制度成立的理论。《禹贡》曰：“成赋中邦。”（46） 九州岛内之赋，皆运往“中邦”。此“中邦”即“中国”。（47）《禹贡》的理论是九州岛生产物所征调之赋要交给居“中国”之天子。于是《禹贡》也奠定了其后皇帝制度的核心概念：“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
    本文也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霸王政治”与天下概念形成的关系。这是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值得史家重建。本文说明了霸王政治促成了原属于周王集团的北方诸国与不属于周王集团的南方诸国的整合。霸者的特质是战争王，但其王权理论仍需借助周王所拥有的祭祀权威，即天下理论。战国的学者运用既有的天下理论，加以改造以说明当时涵盖南北诸国的新的政治领域。此领域被认为是周王曾支配的“天下”。这个天下概念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所运用与发挥，以作为即将登场的新王的王权理论。秦始皇的“六王毕，四海一”或许是战国历史发展的意外，但秦始皇仍继承了战国的天下观念，故宣称自己“并天下”而为皇帝。
    注释：
    ① 我目前所见，最完整的学说史回顾见游逸飞《四方、天下、郡国——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变革与发展》，第一章《研究回顾与反思》，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版。中国史部分，我个人如《“天下”观念的再检讨》，吴展良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秦汉的“天下”政体：以郊祀礼改革为中心》，《新史学》16:4，2005年12月版。
    ② 我个人参与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也作过介绍，参见甘怀真《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
    ③ 可参考拙著《从历史论述中解放出来：读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有感》，《文化研究》5，2007年版。
    ④ 此应是共识，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08页。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台北：允晨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6页。
    ⑤ 文王的宗教性的讨论，进一步可参考白川静《中国古代の文化》，东京：讲谈社1979年版，第31—40页。
    ⑥ 见保利艺术博物馆编《燹公盨：大禹治水为政以德》，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一书诸作者的考证，有李学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亦参考周凤五《遂公盨铭初探》，《华学》6，2003年6月版。
    ⑦ 其讨论参考竹内康浩《燹公盨の资料的问题について》，《史学杂志》115:1，2006年版；平势隆郎《战国时代的天下与其下的中国、夏等特别领域》，《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第82页。
    ⑧ 屈万里认为是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其说值得参考，见《论禹贡著成的时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1964年版。
    ⑨ 近十年来，无论从自然科学或历史学、考古学出发的相关的研究甚多，如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5:6，2005年版；王绍武《全新世中期的旱涝变化与中华古文明的进程》，《自然科学进展》16:10，2006年版。通论性研究可参考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市：允晨文化1997年版，第45页；安田喜宪《気候と之文明の盛衰》，朝仓书店2005年版。
    ⑩ 大禹的性格问题，从《古史辨》以来就是疑古与信古之间的最大争辩，争议之文，汗牛充栋。我想顾颉刚最初的论断仍然是最正确的，即禹是天所派来之神。见顾颉刚《鲧禹的传说》，《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 《尚书·禹贡》，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影印阮元校十三经本，第5页。
    （12） 根据裘锡圭《燹公盨铭文考释》，保利艺术博物馆编《燹公盨：大禹治水为政以德》，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36页。以现行文字释之。
    （13）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72页。
    （14）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