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谟斯的后代曾卷入希腊人记忆中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即“忒拜战争”。这场战争据说发生两次，即所谓的“七雄攻忒拜”和“后辈英雄”故事，忒拜先胜后败，其最终的结局是城池被毁。现有考古发现中没有忒拜胜利的证据，只能觅得忒拜遭破坏的证据。史前卡德美亚城墙的建筑史仍朦胧不清，仅知城中宫殿在迈锡尼晚期曾两度被焚毁，其破坏可能与传说的忒拜战争有关，但无法确定究竟哪次破坏是战争的直接后果。加拿大学者斯卡克特尔怀疑忒拜战争曾发生两次，认为“后辈英雄”的故事纯属诗歌虚构，而忒拜的考古证据需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证明忒拜战争的史实基础：1.忒拜应毁于特洛伊战争前；2.忒拜的破坏者是其他迈锡尼人；3.忒拜遭破坏后继续由迈锡尼人居住。（注：A. Scbaehter, "The Theban Wars," Phoenix, no. 21, 1967, pp. 1-10, especially p. 8.）这里面临的难点是：特洛伊战争的年代迄今无定论。根据蒙特乔伊对特洛伊出土的迈锡尼陶器的最新调查结果，特洛伊VIh的破坏年代应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LHIIIa2末），特洛伊VIIa的破坏年代约在前1190年（LHIIIcl）。（注：P. A. Mountjoy, "The Destruction of Troia VIh" and "Troia VII Reconsidered," Studia Troica, no. 9, 1999, pp. 253-293, 295-346.）不妨暂定特洛伊战争发生在1300年左右，那么，只有忒拜旧宫殿的毁灭才满足上述条件。我们因而假定，公元前14世纪晚期，忒拜旧宫殿被南希腊的入侵者所焚毁。战后忒拜失去其北方霸主地位，被纳入南希腊阿哥利斯的势力范围，但依然在卡德谟斯王族后裔的治理下，继续维持着迈锡尼人的生活方式，并建起新宫殿。但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忒拜新宫殿的毁灭原因。该宫殿大约毁于公元前1250年（LHIIIb1末），比迈锡尼世界各中心普遍遭受浩劫的1200年（LHIIIb2末）至少提前了半个世纪。根据某些记载，特洛伊战争后，忒拜曾被色雷斯人或佩勒吉人（Phlegyans）攻陷，不知是否与新宫殿的毁灭有关。（注：Hellanicus, FGrH 3F42; Ephorus, FGrH70F93和70F119. 3；转引自Robert J. Buck,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Early Boiotia,"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oiotian Antiquities, Montreal, 1973, pp. 21-24.）
    神话中的忒拜曾以“七门之城”著称。前文已说明，史前忒拜并无下城。如果确有“七门”，自应是卡德美亚堡的“七门”。希腊旅行家波桑尼阿斯游览卡德美亚堡时曾详细描述七门的方位、名称及其相关传说。克拉墨波罗斯据此绘出了“七门”的方位图。然而，卡德美亚堡的自然入口只有三个。如果城门多达七座，必定大大降低其防御能力。通过对卡德美亚堡地貌和史前建筑遗迹的深入考察，斯米昂诺哥罗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迈锡尼时代的卡德美亚堡只能拥有三座或四座城门，他判定为四座。（注：克拉墨波罗斯对卡德美亚城堡的复原图原载Deltion 3（1917），斯米昂诺哥罗对之有详细考辨，并根据考古新资料重新加以复原，参见Symeonoglou, pp. 32-38.）
    这一结论解决了学界有关“七雄攻忒拜”传说的一个长期争议问题，即究竟是城门数决定了英雄数，还是相反？显然是后者，即传说中有七位攻城者，因而才有七门之说。最近，苏黎世大学古典学教授华尔特·伯克特发现一个奥秘：“七雄攻忒拜”的主题是近东神话舶来品，其原型为古巴比伦的灾厄神话，即阿卡德语史诗《埃拉》。史诗讲述瘟疫神埃拉率领七魔怪攻打巴比伦城，最后悄然撤走的故事。伯克特指出，史诗《埃拉》具有驱邪祛病功效，其诗句常书于护身符上。古巴比伦祭司还表演七善神击退七魔的驱魔仪式，其中还有孪生兄弟相互搏杀场景，与埃斯库罗斯的《七雄攻忒拜》情节“惊人地相似”。他推测，东方驱魔仪式在公元前8世纪的“东方化时期”传入希腊的彼奥提亚，当地诗人从中汲取灵感，杜撰出“七雄”故事。（注：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Harvard, 1992, pp. 106-114.）我们赞同伯克利的看法，即“七雄攻忒拜”的情节可能受到巴比伦史诗及相关仪式和咒语的启发，但忒拜战争的故事本身必定建立在悠久的史前传说基础上，有其历史内核，而非完全系虚构的结果，但在叙事结构和细节上则可能受到巴比伦史诗影响。或许正因这种影响，攻打忒拜的英雄们被确定为七人（仿效“七魔”），忒拜城遂被想象为“七门之城”，并被说成是安菲翁兄弟的杰作。
    卡德美亚人居住的忒拜居民点在迈锡尼晚期的动荡岁月中屡经摧残而日渐衰微，宫殿和城堡最终沦为废墟，卡德美亚遗民则聚居于城堡废墟北翼的小居民点中。在以后某个朦胧不定的时期（公元前12世纪或更晚），色萨利南部的彼奥提亚人开始南迁，逐渐占领彼奥提亚全境，其中一支成为忒拜的新主人。按史家修昔底德的说法，彼奥提亚人是在特洛伊陷落60年后进入该地区的。此前他们居住在色萨利的阿尔尼城（Arne），后遭色萨利人驱逐而南迁，占领了当时的“卡德美斯”（Cadmeis）地区，后更名为彼奥提亚。（注：Thucydides, 1.12.）然而，荷马《船表》却给出矛盾的说法，（注：Iliad, 2. 494-510.）即早在特洛伊战争前，彼奥提亚人已定居于彼奥提亚境内，并派兵参加了特洛伊远征。荷马也曾提到忒拜战争，但总是将彼时的忒拜居民称作“卡德美亚人”，（注：Iliad, 4. 385, 5. 804, 23.680.）暗示彼奥提亚人是在“后辈英雄们”焚毁忒拜后和特洛伊战争爆发前迁移来的。
    荷马《船表》是否反映了特洛伊战争时期彼奥提亚地区的真实情况大可存疑。巴克认为，如果荷马《船表》是迈锡尼时代的真实历史文献，那么，其中有关彼奥提亚人参战的描述可能反映了彼奥提亚人尚在色萨利的情况；将他们说成是彼奥提亚的居民是“后迈锡尼时代对迈锡尼传说的修正，以便和后迈锡尼时代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注：Robert J. Buck, p. 76.）然而，近年的研究越发显示，《船表》未必是青铜晚期的希腊政治地理文献，而是“黑暗时代”或公元前8世纪彼奥提亚诗人编造的产物，这已从希腊联合舰队以奥里斯港为起锚地和彼奥提亚人在《船表》中的突出地位所见一斑。（注：John K. Anderson, "The Geometric Catalogue of Ships," in Jane B. Carter & Sarah P. Morris （eds.）， The Age of Homer: a Tribute to Emily Townsend Vermeule, Austin 1995, pp. 181-191.）然而，尽管《船表》把彼奥提亚人置于显要位置，但在《伊利亚德》全诗中，他们的作用却几乎被彻底遗忘。因而，荷马《船表》的描述可能是历史时期彼奥提亚人的附会，是时间错乱的表现，反映了历史时期的彼奥提亚人渴望在特洛伊战争史诗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企图。修昔底德的说法则可能保留了真正的传说内核。
    罗伯特·巴克在综合众多传说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彼奥提亚人的故乡及其迁徙路线。他们在青铜晚期曾居住于色萨利东南的普提奥提斯和南部的色萨利奥提斯（Thessaliotis），其中心城市为地点不详的阿尔尼。彼奥提亚人的民族成分不纯，讲一种掺杂西北希腊方言的伊奥利亚方言。经LHIIIb末（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动荡后，彼奥提亚人被迫南迁，先经凯罗尼亚（Chaeronea）侵入彼奥提亚西部，占领俄尔科墨诺斯和喀罗尼亚（Coronea）后逐渐向东扩展至忒拜和忒斯皮亚（Thespiae），最终弥散于阿索普斯河大部地区。（注：Robert J. Buck, pp. 7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