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我在此使用的1917年《教会法典》的版本是：Codex iuris canonici Pii X Pontificis Maximi iussu digestus Benedicti Papae XV auctoritate promulgatus，威斯敏斯特1959年版；1983年《教会法典》的版本是：Codex iuris canonici auctoritate Ioannis Pauli PP. II promulgatus梵蒂冈1983年版。简写分别为“1917年《法典》”和“1983年《法典》”。
    ②亨利·登青格：《天主教教义集录》（Henry Denzinger, The Sources of Catholic Dogma），新罕布什尔州菲茨威廉1957年版，第1821-1840段。引用该文献的习惯是标注文中的段落号。
    ③汉斯·昆：《会议、改革和统一》（Hans Küng, The Council, Reform and Reunion），纽约1961年版，第165-166、193-201页。汉斯在书后的附录Ⅰ中收入了德国主教反驳俾斯麦的声明全文。1870年7月18日梵蒂冈会议的宪令（Pastor aeternus）除了序言外分4章，其中的第3章论说了教宗和地区主教的权威，也指出教宗的领导权威并不意味着他要干预主教对自己教区直接的和正常的管理，可参考登青格：《天主教教义集录》，第1836段。“使徒”（Apostle）指“耶稣亲自选召并派遣的十二门徒”，可参考文庸、乐峰、王继武：《基督教词典》，第449页；科蒙夏克等：《新神学辞典》，第48-52页。
    ④亨利·登青格：《天主教教义集录》，第1830-1831段。
    ⑤1917年《法典》，第218-221段。
    ⑥对上述形势作出很好概括的著作有：贝尔·麦克斯威尼：《罗马天主教：寻求相关性》（Bill McSweeney, Roman Catholicism, The Search for Relevance），牛津1980年版，第3-95页；詹奈·伯恩斯：《天主教前沿：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政治》（Gene Burns, The Frontiers of Catholicism, The Politics of Ideology in a Liberal World），伯克利1992年版，第22-46页；威康·L. 波尔捷：《教会统一与民族国家传统：1682-1870年间教宗面临的挑战》（William L. Portier, " Church Unity and National Traditions: The Challenge to the Modern Papacy, 1682-1870" ），拜尔纳德·库克编：《教宗与美国天主教会》（Bernard Cooke, ed. , The Papacy and the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89年版，第25-54页。
    ⑦对庇护九世及其时代的最好研究是：欧文·查德威克：《1830-1914年间的教宗史》（Owen Chadwick, A History of the Popes 1830-1914），牛津1998年版；也可参考法兰克·科帕：《1789年以后的教宗史》（Frank Coppa, The Modern Papacy since 1789），伦敦1998年版，以及该作者众多的其他教宗历史研究著作。
    ⑧法兰克·科帕：《1789年以后的教宗史》，第90-93、110-111、115-116页；法伊斯·伯吉斯：《默里论教会与国家关系》（Faith E. Burgess, Ecclesia et Stat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according to John Courtney Murray, S. J. ），杜塞尔多夫1971年版，第11-13页。教宗对近代政教分离的反对并非是要提倡神权政治，而是希望维持天主教国家中教会的官方地位，指责这些国家政府排斥教会社会影响的世俗化政策，譬如限制教会的教育活动，以及将婚姻列入民法的管辖范围。但是庇护九世主持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本身也有预示近代政教分离倾向的迹象：与中世纪的传统迥然不同，此次会议没有邀请任何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参加。
    ⑨法兰克·科帕：《庇护九世：反对世俗化的斗士》（Frank Coppa, Pope Pius IX, Crusader in a Secular Age），波士顿1979年版，第196页。科帕认为，庇护九世对现代教会的贡献在于，在教廷失去对教宗国的罗马的同时加强了在宗教问题上对世界各地天主教会的集中领导。
    ⑩詹姆斯·L. 赫夫特：《从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期间的主教权威》（James L. Heft, " Episcopal Authority from Vatican I to Vatican Ⅱ" ），《教宗与美国天主教会》，第61-62页。
    （11）麦克斯威尼：《罗马天主教：寻求相关性》，第61-91页。应该说，从利奥十三到第2次梵蒂冈会议（1962年至1965年）期间的约翰二十三（1958年至1963年在位）和保罗六世（1963年至1978年在位），历任教宗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逐步引导罗马天主教会走向现代化。
    （12）1917年《法典》，第215-217条。这些教规主要强调的是教宗对地区教会的权力，而不是地区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的共融关系。比较1917年《法典》第215条与1983年《法典》第369条。
    （13）1983年《法典》，第XIX-XXI页。
    （14）1983年《法典》，第XXI-XX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