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历史人类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学界的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使用这一方法。对于这种“乐观”的局面，几位较早对这一方法进行探索的学者指出，有些认识仍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再谈区域社会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历史人类学以区域研究和微观研究见长。这一特点曾经令上述几位学者受到很多质疑，在早期，他们经常需要回答区域是否能够代表全国，微观是否能够说明宏观等问题。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如何通过区域的、微观的研究达致对整体历史的理解方面有长期深刻的思考。
    与这几位学者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历史研究中有关区域社会的论著越来越多，许多年轻学者踏入学界的“敲门砖”都是区域研究的成果，他们很幸运地不再被“代表性”等问题所困扰，这是整体学术取向发生改变的结果（或多或少也应当归功于历史人类学的直接影响），但是，某些研究者也许并未真正理解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对此陈春声指出，有两种倾向应当注意并加以避免，因为它们虽然貌似区域研究，实则误解了这一方法的意义，限制了这一方法的作用。其一是通史区域化。这一研究虽然着眼点也在区域社会当中，但是研究者受以往大通史模式的桎梏，难以发挥学术的创造力和思想的创新性，因此不能通过区域社会的研究追寻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而是按照惯性将大通史变成了地方版，实际上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① 其二是区域史地方化。这一路数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地方性资料进行挖掘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描述，或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进行归纳，将其化约为便于记忆的文字符号，不但浪费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而且只能视为一种低水平的重复。②
    关于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科大卫早在若干年前解释“华南研究”的时候就谈道：“华南”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历史建构过程，是以区域研究取向来理解中国历史的试验场。华南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随着研究者的问题和视角而变化的，所谓“区域”，不过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由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界定出来的空间罢了。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明确地指出，所谓区域，是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观念，也就是说，区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建构，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关涉到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既然如此，那么区域研究就不应该是先划定地理范围，再作茧自缚的研究类型。“从某种角度上看，真正区域研究的取向应该是反过来的，即首先是要追问我们何以认为这样的划定是合理的？这样的划定关系着怎样的历史建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达致对地方性传统与王朝观念、制度互动过程的深入了解”。④ 也正因如此，理解区域历史即意味着理解整个中国的“大历史”。可以看到，他们的视角与前述两种“区域研究”是截然不同的。
    总之，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区域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将原本被视为固定的区域也拿来作为解构的对象，这对于初学者来讲存在一定的难度，⑤ 但它毫无疑问是人类学赋予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工具，如萧凤霞（Helen Sue）在近期一次谈话中所说的：和历史学比较，人类学同样是看一点、一个事件，但是焦点落在这个点、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一层层做成的。那些点和事件不应当是我们用来组织研究题目的材料，而应当是我们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⑥ 笔者以为，人类学所重视的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不断反省，可以令历史学者更有能力对史料的形成过程以及自身的主观意识进行剖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协调客观历史与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将它们共同置于一个更加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框架之中。
    二、再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注点，而“区域社会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又是其中最主要的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以为，传统的大通史将中国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实际上“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科大卫语），如郑振满对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指出，在两宋之际，由于士绅阶层积极参与神庙祭祀活动，闽南地区民间神庙的仪式传统与象征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神庙开始纳入官方的祀典，表明了国家与区域社会的相互承认。科大卫、刘志伟对华南地区宗族的研究指出，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这个趋向，显示了在国家与地方认同上整体关系的改变。如果将他们的研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不同区域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进入国家系统的过程。他们从区域出发理解整体历史，甚至有“野心”重写中国通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受这一观念驱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背景原因外，几位学者的问题意识与他们的学术路径有关。他们承认，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制度史，每当看到族谱、碑刻、祠堂、寺庙，立刻就会联想到那个时代的制度背景，因此，在地方社会结构中很容易地就看到了里甲、赋役、卫所系统所发生的变化；在家族组织中，很容易地就看到了礼仪的变化，同时也就找到了研究课题。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研究对于很多后学者形成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模式，他们很容易亦步亦趋地讨论王朝的影响，强调士大夫化，乃至他们的研究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个地方变成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