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礼仪与理解传统中国的进路
    礼仪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核心概念，郑振满、科大卫、刘志伟等学者的重要成果，即是从宋明礼仪的变迁入手，讨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又或庶民的士大夫化），并进一步探讨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和区域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他们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礼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从礼仪的角度来观察传统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并且可以把历史写得和以往大不相同。
    2007年1月出版的Modern China第33卷第1期，以“中国的仪式、文化标准化与正统行为：华琛理念的再思考”为主题做了一个专号，围绕着华琛（James L.Watson）分别在1985年、1988年和1993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提出的由信仰和仪式的标准化来理解中国文化整合的问题展开讨论。“专号”的某些作者认为，华琛的研究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过于偏重讨论标准化的信仰和仪式在地方社会的渗透，而对民间和本地的习俗的延续性则没有足够的关注。针对这组文章，科大卫与刘志伟撰文进行了回应，笔者以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礼仪概念及其重要性的理解，特转述于此。
    两位学者指出，“专号”的文章是对华琛理论的一种误读。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谈到、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时，常常把它视为按照儒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自从1950年代萧公权、何炳棣、张仲礼等论证了乡绅在明清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地位，再经过1960年代芮沃寿（Arthur F.Wright）等外国学者以儒家的影响和扩张来展示皇权在社会的伸展之后，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形成了明清社会以儒家为主导的观念。然而，当他们特别是人类学者真正与中国发生接触时就发现，事实上到处都不相同，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华琛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给出自己的分析，他的本意不是说中国到处都一样，所以“专号”对他的批评不仅没有击中要害，而且也没有把他的认识再往前推进，而是把讨论的水平拉回到了华琛之前，或者说回到了讨论中国各个地方是有差别的这个层次，而这个其实是无须讨论的。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差别之上仍然有一个“标准化”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正统”问题。
    与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同，科大卫与刘志伟认为正统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可以有很多个，皇帝有皇帝的正统，道士有道士的正统，和尚有和尚的正统，区域社会中的不同人群都有自己信奉的正统，并且这些正统始终处于创造过程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仪式，它们背后都联系着某一个正统。它们也许可以在今后变成一个正统，也许发展成为很多不同的正统。正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人们会认为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背后可能有很多理由，两位学者认为主要是师传形成的结果。而属于同一师传宗派谱系内的人当中，谁有权力判定是否属于正统，即决定正统与非正统之区别的权力问题，既与该宗派谱系内的人密切相关，也与不同宗派谱系之间的竞争有紧密联系。总之，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正统”，它是随着主观立场和场景的改变而改变的，并且这些“正统”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去考虑的是，不同的人自以为是“正统”的那些“规范”是如何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至于那些“规范”是不是真的“正统”，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也不可能弄清楚。
    但是这种多头“正统”的状态并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两位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正统性标签的形成和采用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寻的。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通过师传、文字传播和国家力量的推行，可能会制造或接受了不同的大一统标签，使得不同地方不同时间表现出来的大一统形式存在明显分歧，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能够从师传、文字与国家的篮子中获得的标签是有限的，因此，文化传统仍然呈现出共同点。华德英的认知模型有助于理解这个似乎是悖论的观念。她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统一性，不但取决于认知模型与实际的社会结构的相似程度，也取决于各个次群体所抱持的意识形态模型的相似程度，以及直接模型与意识形态模型之间缝隙的大小。从这个观点看来，不同地方的社会呈现出来差异性，及其同意识形态模型之间的不一致，固然可以令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产生质疑，但对于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的自我认同与他们对文化大一统的认知之间，在认知模型的层面上仍然可能一致起来。这种认识才是对华琛理论的深刻理解和进一步推进。⑨
    仪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人们最相信仪式的正确性，认为仪式是必须循规蹈矩的，任何再有革命性和创新精神的人，想要改变婚、丧大礼中哪怕最基本一个结构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各个地方的仪式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鲜明差异。这是因为那些接纳或利用正统的区域社会的人群，往往会依照自己的理解“行礼如仪”，然而由于他们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打着“正统”旗号的礼仪到处都不相同。但是这不妨碍区域社会的人群对正统的认同和对礼仪的追求，至少他们自己认为是这样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正统”在人们的理解中是不同的，对它的认同才是广泛的。
    从礼仪问题，学者们进一步引申出如何建立中国历史研究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的问题。科大卫指出，目前引领理论方向的总是外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因此很多年轻的学者都跟风而动。我们应该注意从中国文化出发，研究中国的问题，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没有自己的历史研究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