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几位学者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个研究是否有必要联系到国家制度，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地方受国家制度的影响很大，有些地方则不然。除了国家制度外还应该看到其他的因素，例如，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用成都平原的市场去分析农村社会结构，虽然他的结论未必能够推广到其他地区，但是由此可以看到国家制度之外的因素。决定一个地方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很多因素都不是国家所能完全控制的，所以我们的研究不能都归结到国家上面，否则就陷入了另一个套路。国家制度可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之一，但是绝对不能作为结论。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应当由典章制度入手，一则是因为从王朝典章去说明社会制度，在中国学术传统上有长久的渊源，一个中国学者研究传统中国社会问题，承此“家法”，不失为治学之正途；二则是因为在事实上，中国历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们长期存在统一的中原王朝，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一直在王朝典章制度规范下，虽然社会现实与制度规范常有相当大的距离，但王朝制度常通过不同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或制约社会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的结构。⑦ 而地方发展的一个主要过程，就是把国家制度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资源，而且是最主要的资源。在很多情况下，地方社会发展的关键，就是会不会利用国家的这些资源。
    学者们还指出，即便是“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各地区也有不同的答案，因为它们各自的发展动力和机制都是不同的。在珠江三角洲看到的是一个王朝制度推广普及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方社会利用王朝制度来建立霸权控制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江南可能是相反的，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抵抗。一直在华北地区进行研究的赵世瑜也指出，“华南研究”的总体问题意识是各个地区如何进入国家成为编户齐民，这无疑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华北地区与华南的情况显然有明显区别，在历史上，华北地区受中央王朝关注的程度远远超过华南地区。例如泰山系统，从秦汉时期就有国家封典，此后一直绵延不绝，民间还存在复杂祭祀传统，它的历史更加久远，层面更加丰富，晋祠系统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做更长时段的更完整的研究，概括出一套有解释力的概念体系。
    几位学者反复强调，历史人类学研究本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突破原来大通史的局限，不仅在国家的层面思考中国历史，而且要在地方社会发现更多元的发展脉络。因此，如果说他们以往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模式，那么后来的学者则一定不能受这些模式的限制，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更多元的因素，并且努力解释这些因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过程。
    三、历史学本位与社会科学化
    历史人类学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对历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然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在2002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主办者就曾经有意识地安排来自这两个学科的学者同场发言，讨论如何保持学科本位的问题。当时的与会者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很谨慎地做了初步回答，指出人类学研究更多是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过程，其目的在于直接回答现实问题。而历史学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推演过程，它讲究事物发展的前后关联性。⑧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回答这么简单，此后的若干年中，在历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上，都有学员“迷失”在田野中，热衷于讨论各种象征意义，却找不到历史感。针对这种情况，作为主讲教师的几位学者逐渐加强了对历史学本位的强调。他们指出，历史人类学比传统的历史学增加了田野考察环节，通过访谈和观察仪式，研究者会接触到极为丰富的信息，它们是无序和偶然的，需要研究者建立起整体认识。虽然这个认识是由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和问题意识决定的，不同的专题也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是作为历史学本位的研究应该是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个时间的逻辑，其最基本的问题意识就是这个地方是怎样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格局的，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虽然借助了人类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但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历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历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既丧失了传统，又找不到新的定位，在其他学科的大举进攻下显得无还手之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人类学旗帜鲜明地强调不能割裂历史的全貌，打乱历史的脉络，应该恢复历史的现场感，按历史发展的脉络叙事。他们还强调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理论的检验和批判作用，指出历史学应该以丰富的经验事实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实验场，使社会科学不断突破现有的边界。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上，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这种对学科本位的准确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几位学者也指出，一个研究对象除了时间的逻辑，还有结构的逻辑。因此，研究者在了解了时间的序列--明白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东西，是哪些人做出来的--之后，还要明白这些东西是如何留下来成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对今人的意义如何。这样的思考仅仅靠历史学的训练是不够的，需要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实际上，当代的历史研究是无法离开社会科学的，因为我们既然已经掌握了一套解释社会的方法，那么所有时间性的过程都只有借助其概念体系来叙述才能够被理解。
    不仅如此，几位学者还指出，那些能够给历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理解和运用。例如，早在1960年代，人类学者华德英（Babara Ward）就根据自己的田野研究经验建立了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既能解释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广泛统一性和长期延续性，同时也能解释其中存在的很大程度的差异性。她用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认知模型”（conscious model）来表示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对自身社会的认知，与局外的观察者模型（observers' model）区别开来。但她特别提醒说，假如以为“认知模型”意味着社会中所有个人脑中建立的对自身社会系统的构想只有一个版本，那是一种误导。我们不但要把研究对象对自身认知的意识模型和局外人或研究者观察的模型区分开来，更要把研究对象本身的认知模型作进一步区分。她把认知模型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她称之为“直接的模型”（immediate model），也就是人们对自己身处其境的社会的认知；第二种她称之为“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指人们认为符合传统士人规范的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想模型；第三是若干种表达对其他或疏或近的人群的社会所持的看法，她称之为“内在的观察者模型”（internal observers' models）。华德英从这三个层次讨论人群的认知模型，对她研究的地方社会与中国文化统一体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讨论。这一理论模型深刻地影响了科大卫和刘志伟，被他们称为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分析工具”。
    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几位学者进一步提出，历史学也应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事实上历史学曾经提供过的最大的分析工具就是历史阶段论（赵世瑜语）。需要强调的是，理想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应该是技术层面的，具有实践性，不应该是附带价值判断的、结论式的，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使讨论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