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体制化
    体制化是“唐宋史学变革”最核心的特征。
    “唐宋变革”对“唐宋史学变革”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制度变迁引发了以“设馆修史”为标志的史学体制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是“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权力向君主独裁的一元集权政治的转型期”，“作为家学修史的国家事业化的情况，完全是与门阀贵族制向官僚贵族制的推移的过程相互对应的”（61）。在内藤湖南看来，在贵族政治向君主专制政治的权力演进中，史学发生了“颇为耐人寻味的变化”：在唐及以前的贵族政治时代，史官世守史职，身份独立，可以自由记史；在“唐宋变革”之后的君主专制时代，史学“逐渐衰败”，“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了”（62）；“由于天子的生活已经从中世贵族的生活转变为了新型的独裁君主生活”，原本在贵族政治时代表现为“将诏敕、奏议等朝廷应用文章也都进行为仪式的、艺术的修饰”的辞学，在君主专制时代演变为“较外形更加重视内涵鉴戒意义”（63）的帝王学，资鉴类史书获得长足发展，史学的资鉴意识更加浓烈。
    史学体制化给史学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一，史馆修史制度僵化。曾入馆阁修史的刘知幾描述唐代史馆修史百弊丛生：监修者寡识短见，多为“饱食安步，坐啸画诺”的“恩幸贵臣，凡庸贱品”；史官选拔机制僵化，“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庸腐史官久居任上，无所作为，“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史馆成为“养拙”“藏愚”之所，沦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64）。内藤湖南也认识到，“史馆掌修史，宰相成为监修国史，史官多取在著作以外的其他官员，秘书省的著作局成为了虚设机构”（65），监修官往往不是专业史学人才，而是位高权重的宰相；由是，修史沦为一项体制化的事务，独立性和神圣性荡然无存；史馆修史制度僵化直接导致史书纂修方法僵化，《史记》树立的那种“对当时事情予以表里之正确表达的方法已经丧失，单纯依据官府日常记录进行史书编纂的方法逐渐形成，而且若非特别出色的史家已经很难摆脱这种束缚了”（66）。
    第二，“可信史料之形成”失去了制度保障。起居注的变化是唐宋之间史学体制化的缩影。起居注本是直录天子言行并可陟罚臧否的第一手史料。直到唐中叶，史官仍能延续这种“自由记事风气”（67），但到了宋代，起居注编好后要先呈天子过目才可送交史官。那种认为“宋代君主仁慈，放任史学家，史学家可以任意写史，无所顾忌”（68）的观点是不准确的，高估了宋代史家的自由度。这种史学制度上的变迁与政治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乃大势所趋，绝非天子的所谓“仁慈”能够逆转。贵族政治时代，史官拥有相对自主的史权，起居注得以较为独立而完整地记录下来；而君主专制时代，天子权力膨胀，起居注只能记录天子善行而难以记录恶行。因而，内藤湖南认为，仅就史料形成而言，唐宋之间的权力演进导致“史学的自然发展情况是至宋而止了”（69）。
    第三，史权沦为君权的附庸。上古时期，史权本是一支可与君权相埒并对君权有所约束甚至是比君权更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的重要力量，史官世守其职，身份相对独立，得以行使“君举必书”“彰善瘅恶”之史权。柳诒徵曾说：“古史之职，以书谏王，其源甚古，不必始于周代。其原则实在天子不得为非一语。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其祸至烈。而吾族圣哲深虑预防之思想，乃以典礼史书，限制君权；其有失常，必补察之，勿使过度……夫自天子失度，史可据法以相绳，则冢宰以降，孰敢纵恣。史权之高于一切，关键在此。”（70）此论不免陈义过高，却道出了早期史官权力之大的事实。中世以降，史权逐渐衰落，独立性大大弱化。内藤湖南注意到，唐时史官沦为天子的跟班，修史须奉天子之命，这就“开启了按天子指示编纂史书之恶例”（71），甚至出现了天子亲自撰写史书论赞的荒唐现象；伴随“唐宋变革”，入宋以后，君权迅速膨胀，史权急遽式微，史官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只能唯天子马首是瞻。史权最终沦落为君权的陪衬物，“史学成为了权力者摆布的对象”（72）。
    四 “内藤史学”方法论的特点和意义
    早在20世纪初，内藤湖南就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以口授为主。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部中国史学史专著，其《中国史学史》并非他亲自执笔而成，而是时隔多年后根据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得。仅从写作技法上看，该书难称上品：结构支离，枝蔓旁逸；概念含混，语意不明；史实不确，张冠李戴；口语化严重，文笔不够洗练。整部书逻辑性、体系性、准确性尚有许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宋史学变革”思想的阐发。尽管如此，通过细细爬梳，依然可以透视其思想的筋骨和脉络，探寻其方法论特点：
    第一，以“会通”为理念，以“明变”为旨趣。“唐宋史学变革”说无疑是宏观性的史学命题，这是由内藤湖南的“会通”理念决定的，也深受他所属的京都学派治史风格的影响。“会通”不仅包括时间域的大跨度和空间域的大视野，还包括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的融会贯通。“内藤史学”最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善于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诚如谷川道雄所评价，“他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这种特点决定了他可以游刃有余地“由古到今，又从今至古双向移动”（73）。“明变”是“唐宋史学变革”说的核心旨趣。“变”是内藤湖南展开中国史学史叙述的“文眼”，这与其动态的历史观和史学观紧密相连。对“变”的敏感性驱使他就史学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思考。在他看来，史学变革不会突兀而起，必有其发生、积累、质变的迹象，因而以较浓笔墨梳理六朝末至唐中叶的史学隐动，以揭橥史学变革的线索。高木智见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内藤史学”的这一方法论特点：“从变化的视点出发，对所有对象上溯其发生阶段，及其所发生事情和时间的阐明；进而观察其后来的变化及最终衰亡的过程，认识这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对象的全局的终始本末。”（74）“会通”与“明变”是内藤湖南阐释该命题最得力的工具。通读其《中国史学史》，可以感受到中国史学的发展犹如一条奔腾的河流蜿蜒前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而他似乎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之，故而得以鸟瞰全局，在湍急之处着眼，深得“观水有术，必观其澜”（75）之要旨。
    第二，紧抓体现史学精神转向的经典史籍、关键史家。内藤湖南在史籍运用上并不搜奇抉怪，所据史籍以正史等经典史籍为主，但他引述的史籍不是随意撷取的，而是那些最能反映时代风貌、最能体现变革精神的。依凭这些经过披拣的史籍，他对史学发展脉络进行了一番叙述，其中，借助对新、旧“唐书”的对照分析来展现前后两个时代的史学变迁，堪称典范。除了经典史籍，他还紧紧抓住欧阳修这一处在转折点的史家，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阐释来扣住主题。由于把准了时代脉搏，抓住了经典史籍、关键史家，那些“埋没于史料群的史料，沉浸于言论中的独创见解，在湖南的审视之下，如同露出在地表上的矿物资源那样，立即得到了开发”（76），“唐宋史学变革”的概貌也得以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