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09页。
    （59）（62）（63）（65）（66）（67）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87、148～149、159、147、121、148页。
    （60）（61）谷川道雄：《〈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5、3页。
    （64）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十《辨职》，第262～263页。
    （68）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6页。
    （69）（71）（72）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95～196、117、149页。
    （70）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页。
    （73）谷川道雄：《〈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5页。
    （74）高木智见：《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内藤湖南的世界》，第25页。
    （7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尽心章句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3页。
    （76）（77）高木智见：《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内藤湖南的世界》，第27、8页。
    （7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博约下》，第165页。
    （79）钱锺书：《一个偏见》，《写在人生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43页。
    （80）谷川道雄：《〈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6页。
    （81）在“唐宋变革”说的首倡者问题上，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内藤湖南之前，南宋史家郑樵、明代史家陈邦瞻、清季民初史家夏曾佑等，都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唐宋之间的巨大变迁并提出过类似学术见解（参见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其中夏曾佑很有可能直接给予他启发（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页）。然而，“唐宋变革”说并未与郑樵等中国史家的名字紧密相连，这是值得中国史家思考的。史学若作为一门单纯的学问，当然是无国界的，但若作为一种蕴含历史文化传统的象征，则无可辩驳地打上民族的烙印。史家的民族情感是史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当然不必怀着民族主义情绪去争夺一个学术命题的“发明权”，但是对于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有责任积极抉发和弘扬。
    （8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