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杨伯峻校注：《春秋左传注》第二册“宣公二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3页。
    （11）《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1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页。
    （13）（17）（18）（19）（20）（21）（22）（2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43、156、159、131、159、138、138、141页。
    （14）钱锺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页。
    （15）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家书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17页。此处“史意”与“史义”相通。
    （16）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24）（25）（27）（28）（29）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43、139、153～154、151、144页。
    （26）该段引文中几处“史体”翻译成“文体”似乎更为允当，因为它不是指历史编纂学范畴的史书体例，而是指历史文学范畴的史书文体或语言范式。
    （30）颜师古：《汉书叙例》，《汉书》，第3页。
    （31）（33）（34）（35）（36）（37）（38）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45、144、146、115、118、147、118页。
    （32）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五《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括号内文字引自浦起龙的释语。
    （39）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二十《忤时》，第554～555页。
    （40）焦竑：《澹园集》卷四《论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20页。
    （41）钱大昕：《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三八《万先生斯同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4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申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3页。
    （4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59页。此处，内藤湖南的认识不太准确。《新唐书》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纂修的史书，除宋祁、欧阳修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修史的还有范镇、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等。焦竑曾以“一班固也，于《汉书》则工，于《白虎通》则拙；一欧阳修也，于《新唐书》则劣，于《五代史》则优”（《澹园集》卷四《论史》，第20页）为由表达对众人分纂法的不满，也说明了《新唐书》是假众人之手而成的。不过，宋祁、欧阳修二人的确发挥着主要作用。
    （44）（45）（46）（48）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56、178、199、116页。
    （4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49）我的这些认识并非低估家学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贡献和价值，更非质疑或贬低家学素养较高的学者，只是将家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来就事论事，就事论理。
    （50）（51）（52）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16、117、116页。
    （53）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22页。
    （54）杜维运：《集体写史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55）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中国学术有重家学渊源和师承源流的特点，其中，家学渊源就属于血缘性系统，而师承源流就属于学缘性系统。至于地缘性系统，考察一下唐宋以降以地域为纽带的学派就可一目了然。其实，血统性和学统性都应划入学统性范畴，只是唐宋以前家学地位很高，史官之职往往是世袭的，此间学统性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血统性。
    （56）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二《二体》，第26页。
    （57）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五《采撰》，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