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唐宋史学变革”说有学理性不足的缺陷，反映出该命题的粗略性，这与“内藤史学”在方法论上不拘学理有关。与大多数学者“先对史料可信性进行考证，然后依据严谨考证解释个别史实”的方法不同，内藤湖南通常先“由感性出发去捕捉历史性”，着重把握整个时代的风尚而不去深究具体的史实，“不是从逻辑上，而是由敏锐的感觉上去把握、去判断其史料价值，进而由此去接近历史的世界”（77）。有着较高天分和较强天才意识的内藤湖南敢于以“高明者”自居，崇尚“独断之学”，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不是以“穷研”为手段“循度数而徐达”，而是以“慧悟”为手段“由大略而切求”（78），故而能够见微知著，表彰因不流于俗而被时代埋没的天才史家，抉发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史学思想。不拘学理的研究方法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思维定式的羁绊，在并未对中国史学做出细致探究时便径直提出“唐宋史学变革”说。这种直击本质的认识方式拙、朴、简、捷，甚至表现为偏执一端不及其余的执拗和武断，“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得出的“偏宕之论”往往更能透彻地揭示事物的“根性”（79）。
    第四，将自己的史学史研究活动视为史学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内藤湖南汉学功底深厚，长期以来对中国史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且多有创获。迥异于“要籍解题”式史学史研究方法，内藤湖南以探求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及支配它的史学规律为指归展开叙述，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史学史发展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将自己的史学史研究活动及成果也视为史学史发展的一个环节。诚如谷川道雄所言：“他是把自己也置身于中国史学史之中的……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80）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绝非镜中观花、水中望月者所能企及，这也是他能以域外学者身份就中国史学提出重大命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对中国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原初性建构，草创之功不可磨灭。“唐宋史学变革”说，正是他在对中国史学史阐幽抉微中提炼出来的蕴含逻辑性诠释和创造性发挥的史学思想史命题。这是一个颇具启发性和开放性的命题，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同时其理论性和实证性也必定有不足之处。中国史家应当予以批判地借鉴，争取写出一部更有思想的中国史学思想史著作。
    值得指出的是，“唐宋史学变革”说未必就是内藤湖南首倡，更未必是他独倡。其史学功底未见得比中国史家深厚，其治史心术更未见得比中国史家端正。“会通”“明变”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史学自身蕴含着丰富而优秀的思想资源，只因在概念、范畴、表述方式上与现代史学不尽相同而常被忽视，在内藤湖南之前的中国史家提出类似见解并非绝无可能（81）。事实上，备受内藤湖南推崇的郑樵、章学诚、赵翼等古代史家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赵翼对他提出“唐宋史学变革”说的启发意义尤为重大。该命题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被赵翼论述过，不少地方即直接承袭赵翼的史学思想。因而，我们有理由提出“唐宋史学变革”说的首倡者是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发掘前贤的史学思想，还需要当代史学史研究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前贤思想予以创造性诠释。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少优秀史家因不趋俗流而沦为悲剧性人物，许多光辉的史学思想被淹没在翻滚的历史洪流之中，唯有进行一番披沙剖璞、抉奥阐幽，庶几得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史心”和“真精神”（82）。
    注释：
    ①②③④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178、158、156页。
    ⑤简单地说，“要籍解题”式史学史叙述法就是对重要史籍进行解析、评介并连缀成篇的方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等可览其概貌。在20世纪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之际，“要籍解题”式叙述法具有必要性和进步性，随着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建设的完善，这一叙述法的缺陷暴露出来，有识者开始探寻新的出路。详参张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⑥这些认识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导师罗炳良先生授课中得到的启迪；认识似乎不尽一致，误解偏失之处由本人负责。史学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任何粗线条的勾勒都绝非无懈可击，本文的史学史分期只是概略性的。
    ⑦内藤湖南认为，“上古”是“尚创才之世”，“中世”则为“珍惜学殖价值的时代”；唐宋之间学术精神复归为宗尚“创才”，明清又转为推重“学殖”；学术变迁“有若一往一来”，但前后不同时期“创才”与“学殖”的意涵不尽相同。内藤湖南：《泪珠唾珠·缁心录》，《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359页；转引自高木智见：《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⑧陆九渊：《象山语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⑨“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狐狸“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而刺猬“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以塞亚·伯林著，彭淮栋译：《刺猬与狐狸》，《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