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樣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發現，“朝天”或屬於往日的美好，或寄寓他日的期待，“燕行”則透露出當下的悲憤，甚至把清代皇帝稱作“單于”。所以，由“朝天”轉變爲“燕行”，絕不僅僅是指代一個地理方位，而是充滿了政治意味和文化立場的特殊名稱。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言，使用這些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稱謂，無論是“朝天”還是“燕行”，都是不合適的。
    我認爲，合適的名稱是“中國行紀”。1998年8月，我寫過一篇《韓國歷代詩學文獻綜述》，收在《文學絲路--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中，列舉了七類書籍中的相關文獻，其中之一爲“行紀”，指的就是以“朝天錄”或“燕行錄”等題名的著作。前幾年，我在《域外漢籍研究入門》（17）中對這個問題又有所論及，明確主張以“中國行紀”來命名域外人士出使中國的記錄文獻。以“行紀”來概括此類文獻，更早的有日本學者中村榮孝（1890-1963），曾發表《事大紀行目錄》（18），著錄了朝鮮時代赴中國的使行記錄；雖然遠遠談不上完備，但畢竟是最早注意並網羅及此者。衹是在“紀行”前冠以“事大”一詞，還是帶有較爲濃厚的政治色彩。
    我提倡使用“中國行紀”來概括此類文獻，理由有三：第一，這是一個較爲中性、客觀的用語，適合於在學術討論中加以運用。第二，也是更爲重要的理由，即追根溯源，此類文獻之祖就是以“行紀”命名的。第三，“行紀”是現代學術研究中使用的共名。第一個理由無需解釋，第三個理由也比較簡單，以下主要就第二點略陳己見。
    古代天子爲“周知天下之故”，就規定了執掌邦國外交的“小行人”職責，其中之一就是製作“五書”。賈公彥概括道：“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19）孫詒讓則說：“輶軒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20）可見，當時已有使者將其見聞撰著成書的制度。現在所能知道最早的相關文獻，是西漢陸賈所寫《南越行紀》（一名《南中行紀》），但當時尚無定名。南北朝時，此類著述開始增多，書名也多以“記”或“行記”爲題，以李德輝《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爲例，如《東夷諸國行記》、《董琬行記》、《南海行記》、《封君義行記》、《江表行記》等。既有在國內的，也有去國外的。同時，也有不少僧人的著作，所謂“自漢之梁，紀歷彌遠”，“衆家記錄，敘載各異”，其中就有“止命游方一科”（21）者，如《佛國記》、《宋雲行記》等。到了唐宋時代，由於中外交通日益頻繁，這類文獻也大量湧現。李德輝根據作者身份區分爲四大流別，即外國使臣行記、僧人行記、文臣行記以及彙纂類行記。據他的統計，宋人撰寫的外國行記多達五十六種，國內行役記也有二十四種。在寫法上，自中唐開始，就有人改換過去以行程爲單位的記事，變爲日程敘事法，如李翱的《來南錄》，至宋代更爲普遍。（22）其內容繁雜，寫法不一；所以，歷代目錄學上的歸類也很不一致。多數歸入史部地理類，但也有較爲複雜的狀況，如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就分別歸入僞史類、雜史類、傳記類、地理類；《宋史·藝文志》則除了歸入史部故事類、傳記類、地理類外，還有歸入子部小說類者。
    宋代以來，有一類行紀以“語錄”爲名，如寇瑊《生辰國信語錄》、富弼《富文忠入國語錄》、劉敞《使北語錄》等。有的學者主張以“語錄”來概括所有的使行記錄文獻（23），我不大贊成。使行文獻中的“錄”，多爲“記錄”之“錄”，當然既可記行，也可記事，還可記言。此外，語錄的含義較爲豐富，有禪宗之語錄，有儒門之語錄；有詩話而名語錄者，有筆記而名語錄者；所以，不如“行紀”來得單純明瞭。
    宋代還有一類行記，是以“日記”、“日錄”爲名，如周必大《歸廬陵日記》、樓鑰《北行日錄》等，明代賀復徵對日記的定義是：“逐日所書，隨意命筆，正以瑣屑畢備爲妙。”（24）而他追溯日記體的淵源，認爲“始於歐公《于役志》、陸放翁《入蜀記》”（25），直接與行記聯繫在一起，至少表明“日紀”是“行記”之一流。在朝鮮時代的行紀文獻中，也有如張子忠《判書公朝天日記》、蘇巡《葆真堂日記》、鄭崑壽《赴京日錄》、金海一《燕行日記》、韓泰東《燕行日錄》等，可見此類命名方式頗爲常見。但日記的內容極廣，“政治家議朝政，出使者記行程，遣戍者敘貶謫，典試者談科場，旅遊者述行蹤，隨征者載戰況”（26），而朝鮮時代也有大量以“日錄”爲名，而實與行紀無關者，所以，也不宜採用爲行紀類文獻的通名。
    雖然在唐代的時候，就有中國學者對新羅有所記載，如顧愔《新羅國記》，但真正與朝鮮半島文臣有所互動，實自宋代始。如北宋淳化四年（993）陳靖一行有《使高麗記》，宣和五年（1123）徐兢出使高麗而有《使高麗錄》。反之，金富軾於靖康元年（高麗仁宗四年，1126）“如宋賀登極”（27），便撰有《奉使語錄》，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可見其與宋代行紀文獻的淵源。（28）
    考察朝鮮時代的“朝天”、“燕行”文獻，其命名方式與中國唐宋時代的行紀亦多一脈相承。除上文提及者外，還有以“奉使”爲名者，如宋代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姚憲《乾道奉使錄》，朝鮮權近《奉使錄》；有以“于役”爲名者，如宋代歐陽修《于役志》，朝鮮金允植《析津于役集》；有“道里記”、“行程錄”，如唐代程士章《西域道里記》、宋代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朝鮮申欽《甲午朝天路程》、李基敬《飲冰行程曆》，等等。此外，如朝鮮時代崔演《西征錄》、李夏鎮《北征錄》、魚允中《西征記》，也都可以在中國的行紀文獻中找到類似的題目。有的則直接以“紀行”（即“行紀”）名之，如麟坪大君《燕途紀行》、李魯春《北燕紀行》、洪良浩《燕雲紀行》、鄭昌聖《燕槎紀行》、安光默《滄槎紀行》等。有些書不以“紀行”爲名，往往也要作出說明，如曹偉《三魁先生觀光錄序》云：“觀光者何？觀上國之光也。不曰‘紀行錄’而曰‘觀光’者，重上國也。”（29）又如徐慶淳《夢經堂日史序》云：“曷謂之日史？紀行也。曷行？燕行也。”（30）總之，朝鮮時代的此類文獻，其命名方式雖然是多種多樣，但以“行紀”爲總名最爲合適。18世紀朝鮮鄭昌順等人所編《同文彙考》，其《補編》部分涉及此類文獻，以“使行錄”名之，與“行紀”的意思是接近的。
    用“行紀”概指此類文獻，其實是現代學術史上的共名，也是我主張使用的第三點理由。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就寫有《古行記校注》（31）一書。80年代，有楊建新主編之《古西行記選注》（32）。近年來，有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33）。陳佳榮、錢江、張廣達合編之《歷代中外行紀》（34），也收錄了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的相關文獻。李德輝則出版了《晉唐兩宋行記輯校》。日本僧人圓仁在承和五年（唐文宗開成三年，838）入唐，撰寫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與《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行紀》並列爲“東方三大旅行記”，其書也以“行紀”名之。因此，以“行紀”爲名，便可將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越南乃至西洋的相關文獻賦予一個適當的總稱，這在學術研究上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