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陳光興在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1908-1977）《作爲方法的亞洲》和溝口雄三《作爲方法的中國》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其“亞洲作爲方法”的主張，指出“亞洲作爲方法的命題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一種積極的實踐，這種實踐最基本的就是將閱讀對象開始多元地擴向亞洲各地”（77）。
    日本學者靜永健（しずながたけし）《中國學研究之新方法》對中國本土興起的“域外漢籍研究”予以高度評價，他指出：“即使是對本國文學研究得再深再透，如果不對同一時期同一文化圈中的周邊地域文化政治之連動予以關注的話，我想，我們的研究，最終還是擺脫不了陷入到一個夜郎自大、井蛙觀天的悲劇命運之中。……‘域外漢籍研究’並不是一門炫人耳目的奇學幻術，相反，它正是我們瞭解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一種‘王道’的研究方法論。”（78）
    以上略述“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提出的背景。作爲這一方法的內涵，大致有以下幾點：其一，將歷史上的漢字文獻當作一個整體。無論研究哪一類文獻，既要注重在空間上的不同地域（中國、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也要注重與其他類別文獻的關係。總之，需要一種整體的眼光。其二，在漢文化圈內部，無論是文化轉移，還是觀念旅行，主要依賴書籍的流傳和閱讀。所以，要用“環流”的觀念看待書籍的閱讀或誤讀，探尋文化的借鑒和同化之途。其三，以人的內心體驗和精神世界爲目標，打通中心與邊緣，將各地區的漢籍文獻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尋求其間的內在聯繫。其四，注重文化意義的闡釋，注重不同語境下相同文獻的不同意義，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不同時段上人們思想方式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提出這樣一個命題，一方面希望以此擺脫百年來處於西方學術籠罩之下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對百年來所受西方學術之恩惠報以適當的回饋。方法建立在個案研究基礎上，理論產生於與西方學術的對話中，最終形成一種獨立於而非孤立於西方學術的理論和方法。
    就各國的行紀文獻而言，無論是朝鮮半島的朝天使、燕行使、通信使行紀，還是日本僧人的巡禮、參拜行紀，或是越南文臣的北使行紀，其中所提供的記錄是新鮮而生動的。這一方面可以讓讀者真切感觸到一幕幕歷史場景，但也有引導研究者墜入某個無關宏旨的片段的危險。因此，研究者更加需要漢文化圈的整體視野。在這樣一個框架中，研究任何一個具體問題，便可能形成如唐代船子和尚《撥棹歌》中所說的，是“一波纔動萬波隨”（79）的狀態，研究者需要這樣的綜合研究。
    最近二十年間，在歐美人文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恐怕要數“新文化史”了。它拋棄了“年鑒派史學”宏大敘事的方式，強調研究者用各種不同文化自身的詞語來看待和理解不同時代、不同國族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洲中心論”的固定思路。以歐洲史研究爲專業的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列舉有關亞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研究，指出“當前一些最激動人心的文化史研究出現在邊界上”，“這些邊界上的研究工作給了我們其他人以靈感”；而“文化的碰撞和相互影響”，“應當成爲新文化史的主要對象”；“借鑒和同化的過程不再是邊緣的，而是核心所在”。（80）從21世紀以來世界漢學的動向看東亞和域外漢籍的研究，它們將成爲“核心所在”的趨勢也十分明顯。但“新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其弊端，由於注重對歷史之樹的“樹葉”作研究對象，其最爲人詬病之處，一是歷史研究的“碎片化”（81），二是因史料不足而帶來的過度詮釋。而“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的提出，因爲強調了整體視野，並力求破除中心與邊緣的界限，因而便於在揭示東亞各地區文化多樣性的同時，克服“碎片化”，呈現其內在的統一性。
    ①目前已出版的各種大型相關文獻整理，無論是韓國還是中國海峽兩岸，都以“燕行錄”（偶爾用“朝天錄”）來統稱，甚至把越南的中國行紀文獻也冠以“燕行”之稱。而實際上，越南使臣的記錄多以“北行”爲名，或至廣州，或至天津，或至北京。
    ②比如，張存武在《推展韓國的華行錄研究》（收入《韓國史學論叢》，首爾：探求堂，1992）中提倡使用“華行錄”之稱，因爲在朝鮮時代末期，確有少數記錄就是以“華行”爲名。徐東日《朝鮮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爲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把這些文獻冠以“使華錄”之名。又，楊雨蕾在《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一書中也偶爾用過“入華行紀”之稱，但又特別說明：“本文在總稱上基本採用學術界熟悉的‘燕行錄’之稱。”
    ③《韓國文集叢刊·冠巖全書》（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續第113冊，第336頁。
    ④《韓國文集叢刊·敬亭集續集》（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第76冊，第523頁。
    ⑤[朝]張錫駿：“朝天日記”十二月十二日，《春臯遺稿》（首爾：韓國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卷1。
    ⑥“李能燮贈詩”，《春臯遺稿》卷1。
    ⑦“柳致任贈序”，《春臯遺稿》卷1。
    ⑧“李宗淵贈序”，《春臯遺稿》卷1。
    ⑨[朝]張錫駿：“朝天日記跋”，《春臯遺稿》卷1。
    ⑩《韓國文集叢刊·六寓堂遺稿》（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7），續第39冊，第68頁。
    （11）《韓國文集叢刊·西河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第144冊，第61頁。
    （12）《韓國文集叢刊·約齋集》（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7），續第42冊，第442頁。
    （13）《韓國文集叢刊·明谷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第153冊，第547頁。
    （14）《韓國文集叢刊·玉吾齋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第171冊，第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