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獻中的問題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燕行錄選集》爲代表,這類行紀文獻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但除了《國譯燕行錄選集》附有現代韓文翻譯和索引外,絕大部分工作還停留在影印舊籍的層面,整理工作還處於初級階段。對於其中的文獻問題,多數學者也是就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林基中所編《燕行錄全集》)中出現的訛誤加以更正,如左江《〈燕行錄全集〉考訂》(35)、漆永祥《〈燕行錄全集〉考誤》(36);衹有少數文章在涉及整理者問題的同時,研究了此類文獻本身的問題,如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37)這裏準備探討的,也是有關這些文獻本身的問題。 朝鮮半島的中國行紀文獻,擁有五百年不間斷的撰寫歷史,其價值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但這類文獻本身存在的問題也需要指出,這樣纔能更爲有效地加以利用。 第一個問題是雷同。傅樂煥將宋人的行紀文獻皆歸入“語錄”,他在《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中指出: 在他們回國以後照例須作一個《語錄》上之於政府。《語錄》中主要的在報告他在遼廷應對酬答的情形,附帶記載着所經地點及各該地方的民物風俗等。……使臣年年派遣,《語錄》自也不斷地出現,因此當時的人對於這種同時人的記載,習以爲常,當作官樣文章,並不特別地重視。(38) 這類“官樣文章”並非中國所特有,在朝鮮時代的外交使行中,使臣回國後,也照例要向國王報告,類似情形也正多見。例如,崔晛《朝天日錄》九月初八日末“書啓”云:“爲聞見事,臣跟同上使臣申渫、副使臣尹暘前赴京師,竣事回還,凡所見聞,逐日開坐。”(39)又如,洪翼漢《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卷末云:“爲聞見事件事,臣跟同臣使李德浻、吳,前赴京師,今已竣事回還,一路聞見,逐日開坐此謹具啓聞。”(40)再如,李永得《燕行雜錄·內篇·入彼地行中諸般事例》云:“使臣還……書狀與首譯各修聞見事件(彼中政令及異聞異見略錄之),覆命時納於承政院。”(41)直到張錫駿《朝天日記》卷末云:“即日詣闕,奉納彼地聞見錄與日記。”(42)因此,這也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 朝鮮使臣到北京,其途程大致有三條:第一,渡鴨綠江,經柵門、鳳凰城、遼陽、鞍山、耿家莊、牛家莊、盤山、廣寧、錦州、山海關、深河、永平、豐潤、玉田、薊州、通州到北京;第二,渡鴨綠江,經柵門、鳳凰城、遼陽、奉天、鞍山、耿家莊、牛家莊、盤山、廣寧、錦州、山海關、深河、永平、豐潤、玉田、薊州、通州到北京;第三,渡鴨綠江,經柵門、鳳凰城、遼陽、奉天、孤家子、白旗堡、小黑山、廣寧、錦州、山海關、深河、永平、豐潤、玉田、薊州、通州到北京。這些路綫由中國指定,朝方不能隨意變更。由於途程相似,後來者又往往閱讀以往記錄,除少數人有考證癖,或可糾正前人之謬,多數乃沿襲舊談,所以難免雷同。這一類文獻中最具特色者,金景善《燕轅直指序》曾有如下概括: 適燕者多紀其行,而三家最著:稼齋金氏、湛軒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則金近於編年而平實條暢,洪沿乎紀事而典雅縝密,朴類夫立傳而贍麗閎博。(43) 具體所指,即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洪大容《湛軒燕記》和朴趾源《熱河日記》,而他自己“則就準於三家各取其一體,即稼齋之日繫月、月繫年也;湛軒之即事而備本末也;燕巖之間以己意立論也”(44)。但具有這種明確的文體意識者畢竟不多,所以這幾家行紀也就特別值得重視。 第二個問題是抄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雷同的表現之一。有的是明引,有的是暗襲。徵引有明確表示,容易辨認,但其中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崔德中《燕行錄》、李海應《薊山紀程》、金景善《燕轅直指》,都引用了《荷谷朝天錄》,但並非照原書抄錄。《老稼齋燕行日記·表諮文呈納》載: 舊例:入京翌日,使以下具公服,奉表諮文,詣禮部。先行見官禮於尚書訖,使奉諮文跪告曰:“國王諮文。”尚書命受之。復曰:“起來。”然後使起退出,還坐歇所。令通事呈表文於儀制司後,使以下歷往主客儀制兩司,行禮而罷歸(出《荷谷朝天錄》)。今則尚書(或侍郎)與郎中具服,面南立於大廳,大通官引三使奉表諮文跪進,郎中受,安於卓子上,通官引使以退。(45) 這段文字衹是對於《荷谷朝天記》八月初九日所記在北京向明廷上呈國王諮文過程的概括,原文較繁,此處極爲精簡。“今則尚書”以下,乃金昌業語,以作古今對比。我們再看崔德中《燕行錄·表諮文呈納》: 舊例:入京翌日,使以下具公服,奉表諮文,詣禮部。先行見官禮於尚書訖,使奉諮文跪告曰:“國王諮文。”尚書命受之。復曰:“起來。”然後使起退出,還坐歇所。令通事呈表文於儀制司後,使以下歷往主客儀制兩司,行禮而罷歸(出《荷谷朝天錄》)。今則尚書(或侍郎)與郎中具公服,面南立於大廳,大通官引三使奉表諮文跪進,郎中受,安於卓子上,通官引使以退。(46) 雖然其中的“舊例”也注明了“出《荷谷朝天錄》”,但與其說崔德中本於許篈,不如說他直接取自金昌業。而“今則尚書”以下也全同於金書,顯然是直接抄錄自《老稼齋燕行日記》。又,《燕轅直指·禮部呈表諮記》載: 《荷谷朝天錄》曰:入京翌日,使以下具公服,奉表諮文,詣禮部。先行見官禮於尚書訖,使奉諮文跪告曰:“國王諮文。”尚書命受之。復曰:“起來。”然後使起退出,還坐歇所。令通事呈表文於儀制司後,使以下歷往主客儀制兩司,行禮而罷歸云。(47) 儘管這段文字首先冠以《荷谷朝天錄》,但我們也不能認爲它是從許篈書中直接引用,顯然抄自金昌業或崔德中。 再看一例,《老稼齋燕行日記·入京下程》載: 舊例:衹自光祿寺送米一石八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缾,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蔘十五斤等物,五日一次(出《荷谷朝天錄》)。順治以後,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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