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許篈原文，《朝天記》中八月初八日記：
    光祿寺珍羞署送下程錢糧：白米一石八斗，酒九十瓶，葉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香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參十五斤。凡此物件，五日送一次，循舊例也。（49）
    又八月初九日記：“光祿寺大官署送豬肉三十六斤，亦五日一次之例也。”（50）可見金昌業是綰合了許篈兩天的日記拼爲一則，也不是原文照錄。“順治以後”云云，乃金氏對比今昔之語。再看崔德中的記錄，《燕行錄·入京下程》載：
    舊例：衹自光祿寺送米壹石捌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瓶，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蔘十五斤等物，五日一次（出《荷谷朝天錄》）。順治以後，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51）
    又，《燕轅直指·留館錄·留館下程記》載：
    《荷谷朝天錄》曰：自光祿寺送米一石八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瓶，茶五斤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花椒九兩，菜蔘十五斤等物，五日一次云。而順治以後，自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52）
    又，《薊山紀程·食例》載：
    舊例：凡於入京日，自光祿寺送米一石八斗，豬肉三十六斤，酒九十瓶，茶五斤（53）十兩，鹽醬各九斤，油四斤八兩，菜蔘十五斤等物，間五日一給（出《荷谷朝天錄》）。順治以後，戶部供糧料，工部供柴炭、馬草、器皿，光祿寺供各樣饌物。（54）
    這幾段文字，除了個別的訛誤差異外，基本一致，顯然同出一源。但無論是以“《荷谷朝天錄》”引起，還是注明“出《荷谷朝天錄》”，其實都不是根據原書，而是本於《老稼齋燕行日記》，但無一例外地，他們都沒有對這種情況有所說明。此外，如“鴻臚寺演儀”、“朝參儀”等條也存在類似情況。這就不難看出，行紀文獻的前後因襲是頗爲常見的。
    現存卷帙最富的行紀文獻是舊題徐有素的《燕行錄》十六卷，收錄在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9-84冊，但此書中的問題頗多，也較爲典型，值得作一綜合討論。
    首先是作者問題。徐有素爲朝鮮純祖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年，1822）十月冬至謝恩使團書狀官，此行正使爲金魯敬，副使金啓溫，在本年十月二十日從漢城出發，十一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十二月二十四日抵達北京，翌年二月初四離京返回，三月十七日入漢城。《燕行錄全集》題作徐有素，生卒年不詳。今案此書“三使以下渡江人員”記錄：“書狀官徐有素，字公質，號泠泉，乙未生，假銜執義。”（55）可知他生於英祖五十一年（1775），但重要的是他並非作者。該書開篇即云：“壬午冬，余從使者作燕行……沿路所見、留館時遊覽者並錄如左云。”（56）書狀官爲“三使”之一，作者既云“從使者”，則其本人非使者可知。抵京後入住玉河館，記錄各人住所，“大廳之北爲上房，正堂五間，有東西二炕，東炕上使處之。……上房之北爲副房，屋宇規模與上房同，正堂東炕副使處之。……副堂之北爲三房，正堂七間，西二炕書狀處之”（57）。三使隨員住所亦多從之，如上房軍官、日官、譯官、乾糧官、寫字官住上使之左右前後，副房亦然。書狀官隨從有三：軍官李澩、伴倘李永得、乾糧官尹鴻德。其中，尹鴻德與上房軍官金振鏞同住上房之西廊南炕，作者乃與李澩住三房之東一炕。既同住一室，則地位相當。三房隨從中其他兩人名字皆已出現，則本書作者當爲伴倘李永得。書名根據目次及正文，當作《燕行雜錄》，分內外篇，內篇自卷一至卷十二，卷十三以下爲外篇。又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題名金魯敬《燕行雜錄》十六卷，與此書內容一致，但其撰者題名亦同樣有誤。
    其次是撰著時間。《燕行錄全集》、《燕行錄叢刊》繫於1822、1823年，從部分意義上說是對的。開篇云“壬午冬”，卷六《日記》部分以純祖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年壬午）十月二十日辛酉始，至卷八純祖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終，以公元計算，就是1822年到1823年。但《燕行雜錄》全書共十六卷（冊），卻並非成於一時。此書卷帙豐富，但除卷六至卷八爲日記，出於作者之手，卷一、卷二間有撰作外，其餘則抄襲他書而成。抄襲者是作者本人，還是另有其人，暫時無法確認。但全書形成目前的狀態，最早也要在李太王十三年（清光緒二年，1876）之後，晚於《日記》五十多年。試看卷十三《燕行雜錄》外篇“外國”，首列日本，其中的“日本世系”最後一位“今天皇”，即明治天皇下記載：
    明治六年癸酉一月一日，以神武帝即位之年爲紀元，因置紀元節，自神武紀元之年至此，凡二千五百三十三年。○三月，令許與外人婚。天皇斷髮，王后落黛。○明治九年，遣黑田清隆、井上馨等通好，更定《修好條規》，日人留朝鮮。（58）
    明治九年爲李太王十三年，既然已經出現這一歷史記載，則記載時間必然在此之後，抄錄時間也就更晚。因此，以1823年作爲該書編纂之年，從整體上看，衹能說是錯誤的。
    至於該書的抄襲問題，其來源則既有中國書，也有朝鮮書。經考察，卷一從“天下星曆夏至畫時刻”到“天下疆域”前，卷二從“測候”到“銓政官考”，皆抄自《大清會典》、《清文獻通考》；卷三從“燕京天文”到卷五，抄自清人吳長元《宸垣識略》。卷九至卷十二“歷代疆域”，抄自明陸應陽輯、清蔡方炳增輯之《廣輿記》。卷十三“日本”，分別抄自朝鮮南龍翼《聞見別錄》、姜沆《看羊錄》、申維翰《海槎東遊錄》和《海遊聞見雜錄》。卷十四“合國”（包括安南、琉球等）抄自《廣輿記》。卷十五“燕都雜詠”和卷十六“燕都記聞”抄自《宸垣識略》。卷十六“明清文評”則抄自《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這種抄襲堪稱連篇累牘，如果誤作他本人的撰著，勢必影響正確的學術判斷。
    就抄襲方式來說，也分各種不同情況。有的是節抄，如“燕京天文”之於《宸垣識略》；有的是照抄，如“明清文評”之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有的是雜抄，如“燕都雜詠”之於《宸垣識略》。此外，在抄錄過程中，他也是有增有減，增加者頗能顯出其主觀感情。例如“日本”部分抄錄了《海遊聞見雜錄》中的話：
    諸松前守看管之地，惡不可居，人皆面黑有毛，不識文字，蠢軟愚迷，便同禽獸。日本人皆不齒於人類。（59）
    校以申維翰之原著，其中“蠢軟愚迷”、“日本人皆不齒於人類”二語，即爲抄錄者所增加的議論。若與其他部分相比較，作者對於中國與日本的不同觀感和態度是顯然的。如卷一“人物風俗”載：
    所至見滿人，其衣服外樣，皆非貧寠者，且其人身長貌偉，個個健壯。人品仁善平坦，多率性徑情，少陰鷙邪曲，待人恩厚款曲，處物慈諒平善。蓋其天性本然，而又其習俗使之然也。（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