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燕行錄全集》，第79冊，第50-51頁。此書舊題徐有素《燕行錄》，實誤，考訂見下文。
    （42）《春臯遺稿》卷1。
    （43）（44）《燕行錄全集》，第70冊，第246、247頁。
    （45）《燕行錄全集》，第32冊，第309頁。
    （46）《燕行錄全集》，第39冊，第400-401頁。
    （47）（52）《燕行錄全集》，第71冊，第172-173、218頁。
    （48）《燕行錄全集》，第32冊，第306頁。
    （49）（50）《燕行錄全集》，第6冊，第223、228頁。
    （51）《燕行錄全集》，第39冊，第399頁。
    （53）原文誤作“升”，茲以意改之。下一字同。
    （54）《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483-484頁。
    （55）（56）《燕行錄全集》，第79冊，第24、246頁。
    （57）《燕行錄全集》，第81冊，第75-76頁。
    （58）《燕行錄全集》，第83冊，第259頁。
    （59）《燕行錄全集》，第83冊，第35頁。
    （60）（61）（62）《燕行錄全集》，第79冊，第129、170、171-172頁。
    （63）《燕行錄全集》，第81冊，第160-161頁。
    （64）文盛堂書商曾昕謂當時朝鮮尚未購買《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不足爲據。《奎章總目·總目類》著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12冊，據考證，現存《奎章總目》爲徐浩修撰，完成于朝鮮正祖五年（1781）。又，《大畜觀書目》亦著錄《四庫全書目錄》12冊，同樣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可證朝鮮王室藏書中已不止一套。又洪奭周於純祖十年（1810）編纂之《洪氏讀書錄》，乃就家中藏書擇要指導其弟閱讀之“推薦書目錄”，其中就列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20卷。可證在19世紀初，此書已進入朝鮮士大夫家庭藏書之列。所以，不可能到了道光年間朝鮮人尚未購買此書。曾氏之言，志在推銷，全無憑據，惜作者不能一辨。以上書目參見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1、2、8冊。
    （65）（67）（68）《燕行錄全集》，第83冊，第18、243、260頁。
    （66）《海行總載》（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4）第3冊，第433頁。
    （69）參見張伯偉：“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中國文化》（秋季號，2009）；《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北京：中華書局，2011）；“再談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文學遺產》2（2014）。
    （70）此借用日本江戶時代僧人獨庵玄光語，見《獨庵玄光護法集·自警語》（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本）。其意蓋本於《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山僧說處，只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大藏經》，第49冊，第498頁）又，“山僧無一法與人，只是治病解縛”（《大藏經》，第49冊，第500頁）。
    （71）（72）[美]柯文：“中文版序言”，《在中國發現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林同奇譯，第3、1頁。
    （73）[日]溝口雄三：《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李蘇平等譯，第94頁。
    （74）余英時：“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7），第295-297頁。
    （75）[韓]白樂晴：“看第三世界文學的眼睛”，《分斷體制·民族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韓]白永瑞、陳光興編，李旭淵翻譯校訂，第64頁。
    （76）[韓]白樂晴：“如何看待現代文學“，《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金正浩、鄭仁甲譯，第227頁。
    （77）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爲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7），第405頁。
    （78）[日]靜永健：“中國學研究之新方法”，《東方》348（2010）。
    （79）《船子和尚撥棹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1987），第21頁。
    （80）[英]彼得·伯克：“文化史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化史的風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豐華琴、劉豔譯，第227、233頁。
    （81）[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馬勝利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