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中国近四十年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现代最革命的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思想界的基本状况就是，凡真正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都逐渐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凡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或者和反动势力妥协的人，就反对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接受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来写中国近四十年的思想史，其基本线索即在于此。”[2]（P219－220）胡绳在此以是否拥护马克思主义作为划分五四运动以后政治主张进步与反动的标准，这是不公允的，因为不接受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定就是反动。
    4.关于“兴无灭资”
    胡绳认为，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处于资产阶级的事业灭亡、而无产阶级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的时期。我们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灭资产阶级而兴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也是同样。在我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消灭了，只剩下了一点尾巴，然而人们头脑中还有资本主义思想，这是因为思想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缘故，所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社会上还有不小的市场，“但总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天天灭亡，马克思主义一天天兴隆。这也是客观事实，客观的必然的趋势。”[2]（P220）“兴无灭资”，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情感问题、一个价值判断命题，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一个事实判断命题，因此，胡绳在这里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
    5.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关系
    胡绳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来是生长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中，而处于在根本上互相对立的地位的。一个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面临危机的时候，竭力要挽救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剥削制度；一个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要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阶级剥削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并不是‘绝无关系’，而是有着尖锐对立的关系的”[2]（P276）。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批判地吸取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面临危机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也不是尖锐对立的关系，而是既联合又存在矛盾的关系。更何况后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并未到崩溃的边缘，这种把资产阶级社会学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认识就更显极端了。
    胡绳上述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思维方式，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全盘否定的理论观点，其错误性已不言自明。如果说，胡绳起初的认识是真理向前跨了一小步，对论敌的批判有失偏颇，有欠公允，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倾向，但其论证的根本点还是有道理的；那到后来，胡绳的认识便是从真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对论敌思想的全面否定已使自己论证的立脚点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慢慢陷入到了错误的泥潭，胡绳想挣脱，但由于不能辨析“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故也未能抓住正确的思想发展趋向走出泥潭。
    （三）“文革”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钳制，胡绳学术中期思想趋于僵化
    “文革”开始，胡绳作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几乎一夜之间就从领导高位上跌落下来，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并因为1965年12月参与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和1966年2月参加“二月提纲”而罪加一等，以后的日子就在被别人批斗和自己奉命写“交待材料”中度过，1969年被下放到石家庄干校劳动，1973年调回北京，参加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1975年7月调入邓小平新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被任命为7个负责人之一，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和《思想战线》的筹建工作，在不久后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批挨斗。
    粉碎“四人帮”后，胡绳继续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由于受所在单位领导人“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他对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采取了不赞成的态度，他的这一错误认识在该年度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表现出来。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11月25日，中央对陈云提出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平反后，会议于27日转入讨论经济问题，胡绳在东北组发表意见说：“毛主席主张平等，对少数同志的意见也要尊重。我读了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包括各省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文章……我只想指出一点，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我不赞成，旁敲侧击，引导我们去反对毛主席。”[3]（P29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