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胡绳所在单位的负责同志，是“两个凡是”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从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许多思想很解放的同志就盯着他们，看他们如何表态，可以说他们是会议注目的焦点。胡绳本不是焦点，他至多处于焦点的边缘，因为与会同志不知道他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发表过怎样的意见，并且大家对他本来也没有太多的意见。但由于胡绳缺乏政治敏锐性，自己主动发言，招致各方的严厉批评。
    胡绳发言的本意是针对周扬的。1978年7月24日，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召开的全国性理论讨论会的闭幕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明确指出了当前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他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3]（P168）周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意义的这一论断很快取得大家的认同，高级领导干部的表态讲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胡绳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于，发言的主旨是“维护毛主席”，但由于不能分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有正确与错误的成分，实际上是维护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他的发言是“箭”指周扬个人，但实际上却否定了整个持正确思想的与会同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省委书记听到胡绳的发言后都说，这一棒子把我们都打了。于是，与会同志对胡绳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样，经过面对面的交锋，代表正确思想的一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潮，其影响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因此，为进一步弄清是非、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进行了批评，使其认识到思想上的错误。胡绳分别于1月22日、2月8日作了两次发言，坦诚地讲了自己思想认识的过程和对“两个凡是”思潮危害性的进一步认识。他自我批评道：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两种对立的思潮中，自己基本上是站在错误方面。我曾不赞成《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现在在报刊上片面（当时我认为有片面性）强调实践的权威。胡绳同时说，马列也有错误，毛泽东也有错误，闸门一开，会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纷乱。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担心是错误的：“自以为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其实是政治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也是政治上的错误。按照这种思想来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本本主义，也维护不了。”至于犯错误的原因，胡绳说：“不能不承认我在思想上是有‘四人帮’的遗毒的。”[3]（P356－357）胡绳真诚地检讨与其他“凡是派”的发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此赢得与会同志的欢迎与谅解。
    二
    胡绳在学术中期面临的迷茫与困惑，决非什么个人独特的历史遭遇，而是那个时代中国学术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他最终陷入“两个凡是”的迷雾，主要还是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来分析。“两个凡是”是一种思潮，决非是几个人的思想状况，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党内或多或少的存在，“文革”后只是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而已。胡绳之所以会附和“两个凡是”的思想，具体说来有以下原因：
    （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传统心理
    中国曾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国家，皇帝在社会上处于至尊的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寄望于明君。到现代中国，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如果说在1959年之前，由于领导者的清醒，个人崇拜还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那到1959年之后，由于党内民主遭到严重损害，个人专断开始盛行，再加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推波助澜，使个人崇拜迅速泛滥，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什么事只有毛主席说了才算准，因此出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直至出现“两个凡是”的现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势
    “左”在历史上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有两次竟把革命与建设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不仅如此，“左”也是党的一个顽症，久治不愈，可谓根深蒂固，更有甚者在党史上竟有4次把“左”的错误当作右倾来批判，如把“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的林彪集团在其覆灭后，毛泽东竟错误地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是极右，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再加上党内实际形成的“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观念，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左”、惟恐不“左”，你提得高、我比你提得更高的风气也就盛行起来，“两个凡是”就是“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势的典型。
    （三）所在单位的影响
    “文革”后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老同志大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理论及实践的错误，而新上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出于各种考虑都坚持“文革”的理论，在当时的北京，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红旗》杂志社等中央单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主要阵地。胡绳当时在毛著编委会办公室，他的领导及同事有不少是“两个凡是”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再加上胡绳的老实本分、谨言慎行等性格局限，其附和“两个凡是”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