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哥大开创的口述历史模式，从1948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历史在美国的发展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根据统计，到1965年全美共有89个口述历史计划。⑧正是如此，口述历史研究室也认为它们在口述史学领域引领了一场“真正的运动”，包括历史学会、大学、公司、图书馆、博物馆和专业协会在内的不同机构都开展了相应的口述历史计划。⑨
    由内文斯与斯塔尔所开创的哥大口述历史模式主要是基于对精英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进而获得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以弥补现有文献资料的空白或不足，这一点从内文斯在1938年的呼吁中就已经很清楚。而斯塔尔对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就更为明确，他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访谈，记录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获得的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 material）。”⑩正是由于哥大口述历史学术传统的影响，早期的实践者都相信口述历史主要是一种挖掘原始资料和补充文献资料不足的方法。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ip C.Brooks）在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就坦言：“口述历史是一种补充的方法--而不是代替，它补充文献记录、信件、日记与档案等任何可能已经存在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口述历史是搜集历史证据的方法之一。”（11）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也认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补充的证据（supplementary evidence）。（12）
    正是这样一种以保存原始资料和补充文献记录不足为目的的“档案实践”特征，决定了早期美国口述历史机构大部分都设立在图书馆或档案馆中。除了上述提到的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计划之外，其实，以大学为基础的口述历史机构基本上也都设立在大学图书馆中，比如，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就分别设在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和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正是如此，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研究者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有相当一部分是图书管理员或档案工作者。而他们对于口述历史的关注也主要集中于那些由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比如如何执行和处理口述历史访谈、口述历史如何被编目和保存、口述历史的版权问题以及口述历史与其他文献之间的关系问题等。（13）
    也正是由于这种“档案实践”模式，早期美国口述史学理论研究的焦点在于思考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证据与资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问题。大部分口述史学家都认同应该遵循历史学的传统信条来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中以布鲁克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口述历史主要涉及客观性，它还涉及准确性、全面性以及其他我们在研究生院应该学习的许多东西，不过主要还是客观性。”（14）而为保证口述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早期口述历史工作者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搜集、转录、编辑、保存和使用口述历史的技巧与程序。（15）经过他们的不断努力，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原始史料同其他文献资料一样逐渐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认可，尽管还有人对其价值持怀疑态度。
    同时，这种“档案实践”模式也主导了早期美国口述史学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的最终产物的争论方向：到底是录音带还是抄本？出于使用和保存方便以及经济问题的考虑，早期口述历史计划大部分都没有保存它们的录音带，而是将录音带直接转录成抄本，进而根据档案文献资料的传统标准来处理口述历史抄本。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者对于抄本的明显偏好，根据统计，那些提倡抄本的人与提倡录音带的人的比率是1000∶1或更高。（16）当然，也有少数学者主张录音带才是真正的原始资料。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路易斯·肖斯（Louis Shores）认为：“需要最严肃考虑的问题是录音带本身应该要作为一种原始资料。我强烈建议我们所有发展口述历史收藏的人都应该保存录音带母带，以供将来的研究者重新播放。”（17）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种争论在美国逐渐平息并达成一种共识，即录音带对于一些目的来说是更为合适的，反之则抄本更具优势。但是，尽可能两者都应该保留，由研究者自己选择。（1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美国口述史学也开始走向正规化，来自不同领域的口述历史工作者不仅组建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并且定期召开年会。在内文斯的倡议下，第一届美国口述历史年会于1966年9月25-28日在加州阿罗黑德湖（Lake Arrowhead）举行，包括档案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历史学家和医生在内的近百位学者围绕口述历史的定义、应用与发展方向以及口述历史访谈技巧与专业目标和标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19）于1967年11月18日-21日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其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20）与此同时，随着地方性口述历史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不断创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史学在美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而最能体现当时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一术语已经深入日常语言当中，《纽约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等权威媒体都已经用小写字母来表示，而无需用大写字母来特别提醒读者。正如斯塔尔所说，“不管喜欢与否，口述历史已经扎下根来。它已经自成一类”（21）。
    二、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
    杜那威和鲍姆指出，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出现第二代口述史学家。他们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非传统资料的一种来源，而且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描述与赋权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力的人群，进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而扩展口述历史的搜集范围与视野。（22）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转变受到当时美国新社会史思潮以及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和黑人运动等激进运动的冲击与影响。正是如此，一部分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于是，口述历史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少数族裔史（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等等）、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家庭史以及性史等新兴史学领域。在这种新的史学视野中，口述历史提供了进入没有文献记录的经历（undocumented experience）的途径，因此挖掘和拯救了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人们的“隐藏的历史”。（23）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几年间，美国口述史学在“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的影响下，呈现出极其鲜明的“新社会史转向”，并为其获得“草根支持者”（grass-roots constituency）的美名。（24）
    随着社会各界日益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少数族裔群体对于美国社会的重要性，口述历史方法迅速成为挖掘它们的历史的重要手段。（25）其中，设立最早和影响最大的计划之一是“桃瑞丝·杜克美国印第安人口述历史项目”（Doris Duke American Indian Oral History Program）。该项目于1966年至1972年在美国烟草大王的女儿桃瑞丝·杜克的资助下，在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内的7所大学中各自设立计划来搜集有关印第安人的口述历史。而且，该项目从一开始便强调印第安人的历史并不是单一的，试图通过多个口述历史计划来记录印第安人不同部落的历史经历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26）据不完全估计，该项目最后共搜集有关印第安人的口述历史达4000多份，其中南达科他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的部分访谈于1971年成书出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