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
    综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趋势，不管是“档案实践模式”还是“新社会史转向”都着重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前者为精英人物撰写口述自传提供补充证据，而后者为恢复边缘和弱势群体的“隐藏历史”提供了全新资料。在这些实践中，口述历史的产生过程被认为并不复杂，作为口述史学家的访谈者从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出发来记录受访者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而为了回应来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和传统文献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早期实践者试图通过倡导一种访谈的科学模式来宣称口述历史的真实性。（49）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罗纳德·格里（Ronald J.Grele）所说：“因为对于追求‘客观’历史的需要，以及对于历史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观点，档案倾向（archival impulse）一直主导着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因而很少有空间讨论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或访谈本身的性质。”（50）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口述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新问题脱颖而出，其中两个备受关注：（1）如何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记忆的真实性与主观性问题？（2）作为共享口述历史著作权的访谈者与受访者，他们各自的主体性意识以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在这里，笔者姑且将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称为“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在这种趋势主导下，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发展呈现显著的跨学科性，一方面，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因人类学、人种学、叙事学、文本理论、交际理论、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不断改变与革新，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口述历史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既包含着事实，也可能包含着想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提供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碍都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51）其中以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Patrick O' Farrell）的观点最为尖锐，他对口述历史有一段讽刺性的论述：“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52）为回应这些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抨击，早期口述历史实践者予以坚决反驳，并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历史记忆真实性的指南。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们展示了应如何处理记忆的偏见与不可靠；从社会学的角度，他们采取了抽样的方法以确保访谈对象的代表性；而且，他们也从文献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检验原始资料可靠性的原则与方法，并强调文献资料也是有选择性和偏见的。（53）
    不过，在当时也有少数学者例外，他们比较早地提出应该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于1972年在关于斯塔兹·特克尔的《艰难时代》的书评中指出：“记忆问题，不管是个人的和历史的，还是个体的和代际的，它应该成为焦点。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在经历成为记忆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在经历成为历史的过程又发生了什么呢？当一个具有强烈的集体经历的时代成为过去时，记忆与历史概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对于思考文化和个性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相互作用都是非常基本的，可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是特别适合或者唯一只能通过口述历史才能洞悉。”（54）
    在弗里斯科和格里等一些倡导对口述史学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推动下，（55）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口述史学界开始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56）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口述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什么令口述历史与众不同》一文中，他就挑战了对于记忆的可靠性问题的质疑，进而提出口述特性、叙事形式、主体性和记忆的“与众不同的可信性”等口述历史的特质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口述历史的优势，而不是缺点。对于记忆问题，他强调指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57）
    此后，以路易莎·帕萨里尼（Luisa Passerini）、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弗里斯科、格里、波特利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家在他们的具体个案研究中都强调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具体环境中的社会记忆的观点有巨大贡献。（58）他们认为，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远远不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藏系统，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它是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地遗忘的东西同它所回忆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59）如此，当代口述史学家都认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过去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