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多本有关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读本和指南的权威著作中，都将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作为专题探讨，（60）甚至出现直接以“口述历史与公共记忆”为题的专著。（61）显然，在整个史学界“记忆转向”的大背景下，记忆问题在口述史学研究中的复兴与变革显得更具意义。正如王晴佳先生所言：“口述史研究为史家从事记忆研究提供了前提。如果史家仍然像19世纪的兰克那样，坚持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基于‘硬邦邦’的一手史料（最好是政府档案），那么口述史就无从兴起，当今的记忆研究也无法进入史学的殿堂。”（62）
    其实，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所引发的对于记忆主观性的认可，某种程度上也是参与口述历史创作过程的受访者的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充分体现。正是如此，有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供者”（informant）、“口述作者”（oral author）或“叙述者”（narrator）。（63）
    而另一方面，伴随着“记忆转向”的同时，口述历史学家也开始质疑访谈者所扮演的中立和客观的角色。在早期，一些美国口述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内文斯就认为，访问者应该中立、客观地收集他人的回忆。这种观点太极端，以至于早期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抄本中完全没有提问，许多自称采用口述史的书都将访谈者的提问删除了。（64）可是，口述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的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可能仅仅是受访者的一部零散的叙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场唠叨而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便极力主张口述史访谈是双方共同的合作关系，双方都肩负着主动权。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在他的专著《共享权威》一书中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观点，即口述史访谈双方都对这一创作过程负责，共享权威。（65）这种对于访谈者主体性作用的强调，也充分反映在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对于口述历史的定义中。他认为：“口述历史访谈通常是指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的形式记录下彼此之间的交流。口述历史不包括随意的录音……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66）因此，经过访谈者的提问，当受访者再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访谈者的首次诠释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叙述。而获得的口述历史访谈再经过访谈者的整理、编辑与诠释之后，其中更加可能渗透了访谈者的主观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
    当然，对于作为访谈者与研究者的口述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盲目予以肯定，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来自女性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人类学家和定性社会学家对于研究者客观性的实证主义观念的不断抨击，口述史学家开始反思他们自己的性别、阶级、种族、民族与宗教等一系列身份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以及对于它的解释分析。美国口述史学家雷海倡导一种相对于我们自己的主体性的客观关系，并且提出一些相当实用的问题来帮助口述史学家发展一种能够改善访谈和它们的解释的反思性警觉。这些问题包括：（1）我如何看待叙述者？（2）渗透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是什么？（3）我自己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访谈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外，我认同什么群体？（4）为什么我首先做这个计划？（5）在选择主题和问题时，我还可能采取其他什么方法？而我为什么又没有选择呢？（6）是不是存在其他可能性？为什么我拒绝它们？（7）当我从事这项研究时，对我造成什么影响？而我的反应又如何渗透到研究中？（67）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的上述发展趋势也引起了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其中跨学科互动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格里早在1975年就专门探讨了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68）当然，现代口述史学从诞生开始就具有其内在的跨学科特征：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资料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和文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的收藏需要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编目和保存知识，口述历史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各种媒体的操作方法，口述历史的著作权和名誉权则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不过，随着上述美国口述史学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超越了以原始资料搜集和保存为首要目标的传统模式，而日益将口述历史理解为一种回忆过程、叙述形式、表演行为、交际过程、赋权工具以及解读访谈者与受访者主体性及其互动关系的独特文本。正是如此，口述史学家开始在对口述历史的解释与分析中利用一些跨学科理论与方法，比如记忆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人种学、叙事学、文本理论、交际理论、语言学和心理分析，等等。
    当然，口述史学也引起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并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当代美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文学、新闻学、影视学、建筑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以及医学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些跨学科应用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搜集和保存相关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和视角。
    举例而言，在医学领域，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历史用于临床治疗，希望通过口述历史为那些老年失忆或心理疾病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成一门新兴学科--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69）在妇女、农民、土著以及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研究中，口述历史不仅被用来挖掘他们的沉默声音，同时也逐渐成为他们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和提高政治经济权利的极其重要的赋权（empowerment）工具，其政治性日益突显。而在灾难研究领域，近年来，口述历史不断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正是如此，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8年中国汶川5·12大地震等重大灾难之后，相关部门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而且，灾难口述历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积极关注，最近几年，《美国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评论》等美国主流史学杂志都频繁刊登相关研究成果，而讨论焦点大都集中于灾难（创伤）记忆，甚至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