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才可能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如下论断：“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Produktivkrfte）、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62）“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n）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Produktivkrften）、资金和环境。”（63）上述“每个民族的生产力（Produktivkrfte）、分工的发展程度”与“自己的生产的发展程度”是对等的说法，可以把“生产”与“生产力（Produktivkrfte）、分工”两者划等号，这样“生产力（Produktivkrfte）”只能是本义的“生产力”即“人的生产力”，而“分工”只能是“所有制关系”即本义的“生产关系”。在这里，生产力（Produktivkrfte）与“分工”（所有制关系）、交往（交换关系）并列（64），其中生产力（Produktivkrfte）与“分工”（狭义的所有制关系，即《序言》所谓“财产关系”）并列构成“生产”（65）即恩格斯晚年书信所谓“生产方式”，而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n，生产资料的全部）与“交往”[马克思的补文“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等于恩格斯晚年书信所谓“经济关系”，作为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表现的“分工”即劳动方式内在于其中]并列构成经济基础（66）。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只要它不仅是现有生产力（Produktivkrfte）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67）在《共产党宣言》这样公开出版的文本中，同样指新土地开垦的“生产力”用词（Produktionskrfte）却不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68））呢？”（69）“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70）此处“社会劳动”当指“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71）在《资本论》中则表述为“劳动（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 der Arbeit）。从此亦可见，“这样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种类“多”、数量“大”，不仅包含“人口”因素（可以认为是“人力资源”，并非强调是否“劳动力资源”），而且是“大量”的。至此，“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拓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谓“生产力（Produktivkrften）的总和”（72）这样的纯粹物质概念，而有了“人”的因素，其与“生产力”（Produktivkrfte）的分野仅仅在于，前者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谓社会变革的所有物质因素的角度进行区分，后者是从恩格斯晚年书信所谓人的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区分，从而实现了内涵合一，到《序言》连写法也实现了合一。
    综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每个民族的生产力（Produktivkrfte）、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论“这个原理是公认的”，把这一公认的“原理”当作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生产方式制约论”即“社会存在决定论”这一“原理”本身，恐怕是马克思不愿意看到的。恩格斯晚年书信所说的“分工”是广义的社会分工概念，按照当下中国的惯用术语，叫做“所有制关系”，它不是《序言》的概念体系不能包含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生产力决定分工”的论说中，生产力（Produktivkraft）是单数形式，指的是现实的人及其生产能力，这就表明这一论说的合理性仅仅在于它是《序言》概念体系中“决定”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能力决定论”中的“生产能力”是包含分工的复数概念（Produktivkrfte），其所“决定”的对象只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谓“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序言》所谓“上层建筑”。只有坚持此点，才不会堕入罗先生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如果这种推理可以成立，“生产能力决定论”就与“物质实践一元论”（73）一致起来，其实就是《序言》所谓“生产方式制约论”即“社会存在决定论”的另一种表达。庞先生所谓“怎样寻求世界历史上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无疑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即生产方式是如何演进的。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复申说的对象“民族”，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世界历史民族”。《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也就是这样的“世界历史民族”盛衰兴替的主线演进序列--西欧道路。
    第三，也许是最难厘定的一点，广义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只有一种生产方式存在的理想型社会里无疑是一个东西，而作为经济业态（产业形态，比如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而非社会形态存在的广义的生产力、狭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狭义的生产方式也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分别强调劳动一般（与个体生产力相对的集体力）、经济关系和结合方式而已。而这就回答了段忠桥教授对于“生产方式”的两种界说令人困惑的问题。
    就日耳曼人的征服来说，相对于他们的“粗糙生产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74）。《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也指出：“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公社实际上往往聚集在一起；这是旅行团（Reisegesellschaft）、队商和游牧群，而从属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条件下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因此战争便成为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集体的最原始的劳动方式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75）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本身不仅是“交往形式”，还是“劳动方式”。后者，现在改译“工作”（76），未免有些费解，查原文德文是“Arbeiten”（77），其实无论怎么翻译，无非说这是一种“谋生方式（Art）”，即使它是一种“掠夺方式（Art）”，也无妨碍（参见表1），这种翻译的摇摆，正说明这是一种“社会暴力金线”和“生产力红线”粘连不分的“社会”（Gesellschaft）状态，而且预示着“生产方式”粗糙、“交往形式”发达的现实可能性，显示着以“个人生产力”为主导的游牧生产方式对以“社会生产力”为主导的农耕生产方式的后发优势。在这里，“生产方式”仅仅是标示物质生产集约程度的经济业态概念，而“劳动方式”则是标示人与自然结合方式的社会形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