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项观奇《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的研究，《序言》是要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实行“共同劳动”的“公社所有制”确定为多线尤其是单线即“世界历史民族”的文明史起点的（104）。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共同劳动”的术语乃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概念，它首先是一种以农业与手工业实行家庭结合的“生产方式”，而“农业公社”的基础正是实行“份耕”而非“共耕”的“小农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对“共同劳动”举例说明（“例如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105），这是东方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特点之一）则显示“共同劳动”并不一定就是“集体耕种”（106），实行“份耕”完全有可能。《资本论》第一卷直接出现了“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并且放在“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之前：“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与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107）项观奇《论马克思心目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108）注意到此处的“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后来的法文版中有所改动，改为“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条件”。这就说明，“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包含两种类型，或者以氏族公社为基础，或者以农业公社为“专制制度的条件”（109）。廖学盛先生提示此处“古希腊罗马的”按德文原文应改译为“古代的”（110），此半句查德文原文是altasiatischen，antiken usw.Produktionsweisen（111）。由此可见，“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古典古代的生产方式”同属“古代（alt-）”。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前者如何按照《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演化”为后者。在笔者看来，“演化”其实是后者对前者在黑格尔意义上的“陪伴”乃至“超越”，是一种以“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为文明史起点的螺旋型时空拓展。
    罗荣渠先生认为，在马克思“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构想中，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论述不详”，但“至少暗示了在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生产方式”（112），而“古代的即奴隶制生产方式”（113），与现代化“论题有关的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114）。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罗先生注意到的即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所说的“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的“各种原始公社”包括“农业公社”与斯大林所说的“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否对等，即是否可以同样置于斯大林接着列举的“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之前（115），从罗先生对马克思的如下引用可见罗先生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和他们（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被剥夺后形成的罗马的无产者--笔者注）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116）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应该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因为所指对象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就是“小农的生产方式”，就是“农业公社”，其特殊性仅仅在于它只是更多保留了某种东方原始性，其实指的就是作为“亚细亚形式”之“前提”的“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以及公共的“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等”，这就把作为“历史前提”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作为“所有制形式”的“亚细亚形式”（117）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游牧世界即“流血民族”作为动的行国文明与农耕世界即“流汗民族”（118）作为静的居国文明在东西方的不同结合方式，导致了工业化的路径也有差异。而分别与之对应的是“小农的生产方式”（119）（或“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120））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它们之间应该具有经济业态与社会形态的分野。马克思指出：“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121）《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作者把个人主义的根子追溯到1200年，秉持英国与欧陆继承《罗马法》进而强调“占有”、强化王权不同，处处呈现出保存较多日耳曼传统的“英国例外论”（122）。其实，马克思所说佛兰德之“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来修建“共同用水”工程的时代，当在英法百年战争（1335-1453年）之前，战争的起因是佛兰德羊毛纺织手工工场发达，羊毛原料很大部分来自英国。只不过佛兰德没有领土国家作为凭依，势必在战争中削弱下去。我们知道科斯的“灯塔理论”就是发掘灯塔修建的史料提出来的。在英格兰是私人修建灯塔收费运营，在佛兰德是私人联合起来修建用水工程，“英国例外论”至少要打些折扣。
    而通过德国的国际地位的阐述，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民族”命运的思想得以具体展现：
    ①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是同对现存实践（praxis）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praxis）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一般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123）
    ②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Produktivkrften）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24）
    可以看到，与“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即“国家形式”（125）不同，“现存实践（praxis）的意识”属于经济社会生活范畴。“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德国）”对应着“一定民族意识”、“民族意识”，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英国）”则对应着“其他民族的实践（praxis）”、“一般意识”。很明显，德国与其他民族的国际秩序体现的是社会关系与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的矛盾，这并不是说德国本身没有生产力存在，只是马克思把德国作为民族意识的化身，而其他民族包括英国则是实践或生产力的理想型。按照“一切历史冲突根源”的观点，“个人生产力”（Produktivkrften）发展决定了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官方哲学不会是历史的终结。这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超越了黑格尔关于波斯是“世界历史真正的开始”的命题（126），而且把西方对东方的陪伴史从希波战争后（127）开始分道扬镳的黑格尔命题一致延展到他所谓“西方从属于东方”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而“个人生产力”（Produktivkrften）对“社会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不断取代、更新则是《序言》生产方式序列所揭示的演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