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产方式”三义澄清对当代中国史学乃至边疆学实践的意义
    针对斯大林提出的“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序列论（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的”）与“两决定”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78），庞卓恒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两者何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律”（79），由此，他提出了“一元多因多果”规律观。与之不同，罗荣渠先生则提出了“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可以看到，罗荣渠先生是在马克思“生产方式”三种含义的意义上分别使用“生产方式”概念的。他承袭吴恩裕教授《马克斯（思）的政治思想》的考辨，利用“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的概念对子来解决通常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释困境，“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80）可以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这是对“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与“交往形式”互相“制约”关系（81）而非一般所谓“决定”关系的理论拓展，但是他对生产力（包括“劳动方式、技术方式及经营方式诸方面”）以及生产关系（包括“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诸方面”）的划分本身恐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着一致的暗含前提，论述的是只有一种“生产方式”的一个“社会”，封闭而自足。这样的理想型社会作为理论抽象自无不可，但与恩格斯晚年书信包含“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外部环境”的“社会”显然不同，也难说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民族”。罗先生关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生产方式发展观”的认定（82），显然是广义的“生产方式”概念，“一元多线”的论述本身其实是多元生产方式（83）的关系模式，这应该是唯物史观一元决定论其实是经济社会一元决定论的题中应有之意。
    应该说，罗先生对“一元多线”的论述更加侧重的是“多线”，他把西欧道路从“普遍道路”降为“多线”中之“一线”，其实只说明了它不是什么道路，而没有进一步说明它是什么道路。笔者体会，一线（《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与多线的关系是“世界历史民族”的接力主线与“民族历史”的陪伴辅线的关系，只有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性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进而说明今天似乎炙手可热的全球史以及大国边疆史的层级结构问题。对于后者，马克思曾就“边界”之于对等“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84）对于前者，《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得更明白：“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Basis）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Produktivkrfte）才有了保障。”（85）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揭示，则需要透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
    黑格尔说温带是“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86），马克思也说“资本的祖国……是温带”（87）。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真正的开始”是波斯人（88），而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大工业”则“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89）。在黑格尔满足于基督教世界的“圆满”、“完成”和“实现”的时候（90），马克思看到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91）的作用，并预言了“人类社会（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的史前（Vorgeschichte）时期”（92）的终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是黑格尔、马克思二人共有的，马克思多的是“全部人类历史（aller Menschengeschichte）”（93）的眼光。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的发展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Geschichte）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94）黑格尔《历史哲学》就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地位指出：“假如我们要把日耳曼世界分为几个时期，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这里不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我们可以作出双重向外的关系--追溯到一个前期的世界历史民族，和前瞻到一个后期的世界历史民族。历史证明，这些民族发展的过程是和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在蛮族对罗马帝国实现大征服之前，“日耳曼各民族向外的关系”，对于罗马帝国这样的“世界历史民族”来说，“只是陪伴着历史”（95）。这里所指称的“世界历史民族”德文对应“welthistorische Volke”，而“陪伴着历史”中的“历史”对应德文则是“die Geschichte”（96）。可以看到，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其中“历史”恩格斯的德文用词却是“historisch”，而“历史过程”（historischen Verlaufs）就是“现实的历史过程”（wirkliche geschichtliche Verlauf），可见，两种“历史”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是一致的（97）。
    基于此，魏光奇教授申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深层理论结构本身来说，仍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继承的是黑格尔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98）。他们秉持的是“世界历史民族”（99）（黑格尔又称之为“世界精神”（100），在马克思那里，是“社会经济形态”）单线论与单个“民族”（黑格尔又称之为“民族精神”（101），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方式”）多线论的统一。在“世界历史”的赛场上，前者是后者的接力赛，接力棒是“自由”，后者赛前、赛后的小跑都没有“世界历史”意义（102）。在笔者看来，前述“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分野与演进，其实质就是前者对后者的“陪伴”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不仅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民族”接力主线的主要动力机制，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制约论”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且对于黑格尔所谓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103）之非“世界历史民族”比如蒙古族、藏族乃至中华民族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