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演进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从吕一燃先生专门辑录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一书，可以大致窥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边疆观。马克思1857年谈到俄国“占领当今中国统治王朝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128），1858年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到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129）。恩格斯于1855年指出这一扩张的思想背景：为了支持建立“从易北河到中国”的“斯拉夫帝国”，泛斯拉夫主义表示愿意“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130）。由此可见，蒙古草原乃至鞑靼属于中国，是马克思所承认的，对于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特殊的内在关系，恩格斯也有所认识。不过，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蒙古乃至鞑靼不属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无疑的，也就是说，从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理解，“蒙古”不属于“中国”。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是涵盖亚洲高原草原的“游牧世界”的：“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在亚洲高原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民，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最初的含义是牲畜。”（131）马克思通过西欧封建与游牧关系的研究以及同亚洲高原乃至亚洲草原游牧的对比分析，发现了制度优势生成原理--“最高中心（obersten Centrum）派生论”。按照这一理论，在“畜牧部落（Hirtenstmmen）”、“畜牧民族（Hirtenvlker）”乃至“定居的民族（ansssigen Vlkern）”（132）的发展阶梯上，后发展优势就有很大的体现空间了。中国内地郡县“专制”外地游牧“封建”的体制外移现象，正是这一理论所能解释的。
    生产方式制约论而非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笔者所要强调的正是此点。物质经济条件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Produktionskrfte或Produktivkraft）是历史的根本动因，社会能动性意义上的“个人生产力”（Produktivkrfte der Menschen）则是历史的伟大动力（Kraftder Geschichte），它们作为实现变革的两大“物质动因”缺一不可，对“世界历史民族”来说，其作用往往更是难分伯仲。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历史形塑与西欧道路所呈现的“世界历史民族主线序列”有所不同，但并不自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序列。
    注释：
    ①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10月11日），《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③《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732页。
    ④魏光奇：《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⑤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⑥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141-142页。
    ⑦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134、135页。
    ⑧段忠桥：《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3期；并参见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94、96、102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5页。
    ⑩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84页；[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208页
    （12）“生产力[Produktivkraft]（生产资料[Produktionsmittel]）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该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Dietz Verlag,Berlin,1953,S.29.
    （13）马克思：“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