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传关系
    汉、宋两代对《春秋》经、传的重视程度及相关解说状况，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颇受关注。现将两代解经、解传著作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列表于下。
    汉代训解《春秋》经文的主要形式是"传"，而宋代的训解形式，已远非"传"所能涵盖，故表4以"解释、考证经文"为基本标准，列入"传"、"要论"、"集传、集注、集解"、"经文辨正"、"即经类事"等形式。
    表4显示汉代的解经著作仅占总数的5.56％，宋代的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表5显示汉代的解传著作占总数的68.06％，而宋代的解传著作仅占总数的20.96％。两相对照，此前为学者习称的"汉学重传，宋儒尊经"⑩ 说，当可成立。
    汉代《春秋》"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11） 又先后立某传某家于学官，利禄取仕，遂成门户，习某传或进而由此解经，是汉代《春秋》学者基本的习学路径，故解传著作数量众多。至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为学"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12） 宋代《春秋》学受此风影响至深，学者多视三传为解经之材料，可以意去取，激进者甚至摒弃三传，自寻经义，（13） 故解经著作数量众多。宋代这一学风的背后，是强烈的尊经观念，（14） 而这一观念的兴发，又密切相关于晚唐、宋初以"古文运动"为标志的复古思潮。（15）
    但"汉学重传，宋儒尊经"之概称，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
    1.汉儒重传，但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如左氏家贾逵"师承刘氏（歆）之学，亦兼治经传，故于经传并有注解。"（16） 今检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条文较多的汉代《春秋》学著作，统计其经、传条文数量和所占比例如下（见表6）。
    可知，这些著作虽以《春秋》某传为名，但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经文训解，刘向、刘歆著作中的经文数量甚至远超传文。虽是辑文，但在相当程度上当能够反映出这些著作的原貌。由此可推知，"经传兼治"是西汉后期以后《春秋》学者较为普遍的做法。
    2.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一方面，如上所述，宋儒多视三传为解经的材料，以意去取，助解经文。另一方面，宋代亦有大量的解传著作。如表5所示，宋代的解传著作占到著作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著作为多。
    三、三传关系
    《左传》、《公羊》和《榖梁》三传学间的关系，也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的观点认为汉代"治春秋者，要皆专守一传"，（17） 而宋儒"杂糅三传"，变专门为通学。这是大概之说，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异同内容。本文从"对立"、"融通"二方面，对汉、宋《春秋》三传学间的异同状况作比较分析。
    （一）对立。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的对立，主要表征有二：其一，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志记载，汉代学者的著作大多以某传为主，呈现出显明的专门化特色。其中不乏互相攻伐、争论短长之作，如：
    其二，《汉书》、《后汉书》中有诸多传派间评议、辩难的记载。如：
    由表7、表8二表可知：一，西汉中期，左氏学不显，主要的论难发生在公羊学和榖梁学之间。至西汉末期，刘歆表彰《左传》，请立学官，反对者主要是公羊学家。之后，左氏学与公羊学间的攻难成为主潮，历尽东汉一朝。二，始自景帝朝，《公羊传》始终立于学官，公羊学与长期在野的榖梁学、左氏学在西、东汉交替对立，这与他们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此间难能见到榖梁家与左氏家间的攻讦，（18） 故乐为学者所称引的中唐啖助"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19） 一说，若指汉儒，实为不确。
    宋代《春秋》学中未见如此激烈的攻难，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如苏辙"尽弃《二传》，全以《左氏》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传》、啖、赵"；（20） 郑绮"传家学，以《春秋》为宗。其所笃好，独在谷梁氏"。（21） 这些笃好某传的事例，自是不同于汉代传派间的门户攻讦，且其虽宗主某传，在经传解说中，却又间取它传之说，未严格以门户自限。但在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流的学术格局中，这些事例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在这点上，它与汉代的专门之学有着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