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的阴阳五行论与宋代的理本论。
    阴阳五行论是古人对宇宙世界的一种抽象认识，也是一种用于解释自然、社会、人生现象的理论。在汉代《春秋》学中，它是最为基本的解说理论。如刘家和指出，汉代武帝以前《左传》、《公羊》记说灾祥应验，"唯有《榖梁》不言灾异"；宣帝以后，"公羊、谷梁、左氏三个学派对待灾异问题的态度已渐归一致，三家都说阴阳五行，都在历史上寻找灾祥应验。"（53） 《汉书·五行志》的主要内容，即是董仲舒、刘向和刘歆的《春秋》"灾异"解说，分别代表着公羊、榖梁和左氏三家之学。
    徐复观认为起先"阴阳"与"五行"相分别，至班固《白虎通》，"才把五行纳入于阴阳统贯之内"。（54） 就现存的汉代《春秋》学文本来看，确实多将二者分别运用。如尹更始解《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条云："雹者，阴胁阳之象。霰者，阳胁阴之象也。"（55） 这是运用"阴阳"学说作解。何休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云："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56） 左氏家颖容解《左传》昭公九年传文"配以五成（今本作妃，依颖氏引传作配）"云："五行生数，未能变化各成其事。水凝而未能流行，火有形而未生炎光，木精破而体刚，金强而研，土卤而斥，于是天以五临民君化之。"（57） 这都运用了"五行"说。
    阴阳五行，"到了汉代，大显神通；各种事物，没有不拿五行来附会的"。（58） 用之解说《春秋》经传，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常态的文化现象。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如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记实书法原则训解《春秋》经文，以人情事理反驳三传传文，表现出一种理性而又平实的精神，这就将论说的依据由天人、阴阳而转向了学者本人所识知的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至宋代，这种理性精神更为明显："宋儒病汉儒好言灾异"，至程颐，就极为鲜明而彻底地将当时《春秋》学者作为论说依据的儒家纲常伦理，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并以之统摄、规范《春秋》世事。这样，《春秋》义说的依据便是哲理化了的纲常伦理了。
    五、结论
    1.汉、宋《春秋》学著述形式虽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创新。透过著作形式上的变化及数量比例，可知汉、宋《春秋》学分别"重章句训诂"和"重义理"说当可成立。但是，结合理义阐发的"论、议"类书目数量，在汉代《春秋》学著述总数中所占比重最大，这又提醒我们绝不可简单以"株守章句训诂"概观汉学。
    2.汉、宋《春秋》学中解经、解传著作所占比重的对比，表明"汉学重传，宋儒尊经"说当可成立，但这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汉儒重传，然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解传著作占到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学著作为多。
    3.汉代《春秋》学虽以三传专门之学为主，但需注意的是，当时传派间相互兼习，学说互有融通，疏议诏奏亦往往杂取三传；汉代《春秋》学严于门户之见这一印象的形成，实与晚唐、宋代学者的批驳论调有关。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三传的区别仅限于体裁，而统一于对理义的探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
    4."汉学详训诂、宋学擅义理"这一概观认识，掩盖了汉代《春秋》学丰富的义理内容；其最为显明且通用的理论学说，是"三科九旨"说和阴阳五行论。宋代《春秋》学中，凸显且可与汉代"三科九旨"说相类比的，是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但内容又与之显著不同；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由汉代的阴阳五行转向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注释：
    ①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
    ② 该文先发表于《庆祝无锡施之勉先生九秩晋五诞辰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3月，第215－239页；后收入氏著《春秋宋学发微》（增订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9月。文中罗列六题，相比较而论断云：汉学重传，宋儒尊经；汉学详名物，宋儒阐治道；汉儒援俗说入经，宋儒以性理立义；汉儒以春秋断案，宋儒拟春秋笔法；汉儒主刘氏，宋儒尚赵家；汉学信古而宋儒疑经。条分缕析，多有卓见，其缺憾之处在于：题为"汉宋春秋学之异同"，所论却是"异"而未涉及"同"；所列论题延续了传统的定性路数，且第五题"汉儒主刘氏，宋儒尚赵家"，与其它五题相比，在典型性、重要性方面并不平行；文中有武断之说，如汉儒之"治《春秋》者，要皆专守一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