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融通。汉代《春秋》学虽以专门之学为主，后世学者多以此概称之，但当时传派间学说的融通关系，却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其主要表征有：
    1.史书记载之兼习事例。如：《汉书·儒林传》载榖梁家尹更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隋书·经籍志》载西汉公羊家严彭祖撰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春秋左氏图》十卷、《古今春秋盟会地图》一卷"。《汉书·翟方进传》："方进虽受《榖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
    2.著作内容之兼采它传。今据《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汉人《春秋》著作内容，列举兼采它传（家）条文如下：
    3.疏议诏奏之兼取三传。汉人的疏议诏奏往往杂取三传，不限门户，显示出三传在朝政话语中的共存状况。如：
    其中，张敞学古文，修《左氏春秋》，而奏文中引《公羊传》；刘向为榖梁学大师，然谏文中引《公羊传》和《左传》。
    由上可知，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绝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壁垒森然、不可融通。蒙文通也认为"刘子骏创通大义以来，说《左氏》者数十家，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以自乱。"（23） 反之，公、榖二家也征引《左传》。他们相互间立异、攻难的同时，也互有鉴取，此诚如章群所言："（西汉）昭宣以下，经学分为家派，此禄利使然，苟博士再增，则家派亦必再分，又或演变为左右采获，而无所谓专家。"（24） 既分为家派，遂又致其左右采获，以融通对方所长，汉代《春秋》三传学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历程。
    翻检晚唐、宋代主流《春秋》学家的相关论议，我们会发现他们攻伐汉代《春秋》学的主要标的，正在于传派间的门户对立。如朱长文《春秋通志自序》："汉兴以来，瓌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其秉毫牍、焦思虑以为论著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毁訾，党同斥异。"（25） 宋儒以尊经复古求开新，于《春秋》学，首要者就是超越三传而直寻经义，故批驳汉儒门户之学尤力。但这一主流论调，掩盖了汉代《春秋》三传学间之融通这一面相，放大了此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人对汉代三传学间关系的认识。
    宋代的《春秋》学，如表4所示，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其训解经文的基本路数，是兼取三传及注疏、以及后儒之说，再会以己意。如王皙《春秋通义》"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用己意释之。"（26） 体现出融通众家的显明特色。宋儒既以尊经求开新，便遗落传统的三传藩篱，统一于对新经义的探寻。如庆历四年三月，宋仁宗"问辅臣《春秋三传》异同之义"，贾昌朝回答说："《左氏》多记事，《公羊》、《榖梁》专解经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赏罚为意。"（27） 如此，三传的差异仅限于体裁，被看重的却是其共通的"尊王室"之义。
    四、理论学说
    后人常以"汉学详训诂、宋学擅义理"概括两者的学术特点，但这一认识却掩盖了各自相反方面的成就。（28） 就汉代《春秋》学而言，它不仅有着重于训诂的解说特点，也有着丰富的义理内容。于此，三传之学皆然。（29） 其中最为鲜明且通用的理论学说，是"三科九旨"说和阴阳五行论。此将其与宋代《春秋》学中的有关义理论说相类比，以作论析。
    （一）汉代的"三科九旨"说与宋代的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
    "三科九旨"说属公羊学，根据现存的资料，它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已具雏形，（30） 而最为典型的记述则见于东汉何休的《春秋文谥例》：（31）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
    据皮锡瑞之说，第一科"存三统"为古代礼制：王者新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32） 《春秋》话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故依旧封商之子孙于宋、新封周之子孙为二王后。第二科"张三世"是根据孔子闻见不同、进而书法不同而对《春秋》作的时段划分，即"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33） 第三科"异内外"与"张三世"相通："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34）
    可知，"三科九旨"是汉代公羊家借《春秋》而形成的一套政治理想学说。它超越《春秋》的史书性质和当时日趋衰乱的现实，提出了《春秋》讬王于鲁的"革命"说（35） 和基于"张三世"的"衰乱-升平-太平"三世进化论，而此进化又以其国与诸夏、夷狄间的顺序融通程度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