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捍卫和扩展消极自由范围的过程中，绝对主义王权的反对者总是强调法治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法治确立了统治者的合法权威与臣民自由之间的界限。但是，只有当国王对专断和绝对权威的诉求能被击败时，法治才可能有保障。国王的意志、他的特权范围，都必须有法律限定。很多激进派希望以基本宪政法律来限制国王（或议会）的权威。平等派提到的“保留”权利，如宗教自由权利，在法律上是绝不可以受任何国家权威侵犯的。辉格党人和18世纪后期的激进派还要求，个人的某些消极权利应以新的权利宣言加以阐明，以便不受国王或议会权力的侵犯。
    如果国王坚持要突破其权威的法律界限，他的臣民就必须诉诸合法的抵抗形式。为了在最后时刻有所依靠，他们必须拥有保卫其消极自由不受暴政侵犯的必要力量。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威，论证抵制权威滥用的合理性，专制君主制的反对者们坚称英国拥有一种混合宪政。在这种混合宪政中，作为行政首脑的国王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威，但最高主权属于立法机构，而在立法机构中，国王的权威受到限制，因为他必须与其伙伴，即上院和下院在立法机构中合作。在这种混合宪政中，最高立法权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接受这样的限制：它必须与另两方达成一致。不幸的是，当作为行政首脑的国王以让许多臣民深为憎恶的方式行使王权时，这种混合宪政并不能解决由此造成的僵局。于是，面对把持着范围如此广大的独立权威的君主，他的对手不得不考虑如何论证抵抗这种君主的合理性。他们并不希望完全取消国王的特权，也不急于鼓励民众去造反。一个虚弱的君主制会造成政治动荡，而向普通人（他们称之为“多头怪兽”）求助则会导致彻底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640年代，查理一世的一些较为保守的反对者，特别是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和查尔斯·赫尔（Charles Herle），尝试证明人民有创建公民政府的合法权威，但同时又强调，一旦公民政府存在，最高权威便归于议会。⑤ 这些理论家论证说，在自然状态下，权力最初属于人民，唯有人民的制宪权威可以创建合法的公民政府。但政府一旦建立，立法机构便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在英国的混合制政府中，立法权威由国王和议会两院分享。如果国王滥用权力并威胁人民的消极自由，或威胁其立法合作者的权利，那么议会也唯有议会，必须运用必要的力量去捍卫宪政的平衡和臣民的自由。一旦国王权威和臣民自由之间出现争论，只有议会应充当裁决者和最后的法官。
    议会作为王权与臣民自由之界限的最终裁决者的理论在1640年代初就已提出，1688－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再度被运用，此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过，但实际上，这种理论并未给上述难题提供逻辑一致的解决方案。混合宪政观念表明国王和议会是如何协同立法的，但它没有指出，立法机构中的一方，即议会，如何才能论证其抵制作为行政首脑、一个完全与之平等的立法伙伴的国王的独立权威的合理性。1640年代的激进派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坚称，人民不仅首先建立了公民政府，而且此后也一直掌握国家的最高主权。这一终极权威赋予他们抵抗国王、甚至抵抗议会的权力，如果他们的自由被侵犯的话。⑥ 按照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的看法，是约翰·洛克从哲学上给了主权定位和反抗权的难题以合乎逻辑的解答。洛克反对绝对君主制，同时也否认议会在任何情况下具有最高主权。他坚持认为，最高权威从一开始就属于人民，但人民根据契约或协议将其授予最高立法机构。不过这种授予是有条件的。如果立法机构不再履行人民委托的职责，即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那么它的权力就不再是合法的，整个政府制度就此瓦解。在英国，立法权威由国王和议会分享，所以当宪政被破坏时，立法机构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当最后的绝对裁决者。如果人民受到奴役的威胁、一切消极自由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他们就解除了对立法机构或其任何一方的义务。这时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最能满足其需要的新政府形式。⑦
    关于如何在混合宪政中保护消极自由并反抗暴政，洛克提供了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解答，不过他的激进结论从未得到他的辉格派盟友的认同，也从未被确认为英国的法律。相反，1688－1689年革命之后，绝对而不可抵抗的主权被授予国王和议会组成的联合立法机构。[1](P189－210)从此以后，在英国，捍卫消极自由便不得不依赖于个人反抗对其自由之侵犯的意愿，甚至需要依赖保守的议会主权辩护者也承认个人的消极自由应是广泛且不可侵犯的。富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思想家，如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和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都拒绝人民主权观念，并弱化反抗最高立法机关的权利，但他们也承认人民拥有消极自由，承认最高立法机构若滥用权力、侵犯臣民的自由，则政治稳定是不可维系的。⑧ 不过在实践中，一旦人民能够对最高立法机构的决策施加有效的影响力，他们便有一个捍卫自己自由的强有力的地位。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应实现积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