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威廉·奥吉尔维（William Ogilvie）等少数激进派提出了将荒地和公地分配给穷人的方案。(27) 威廉·葛德文甚至希望看到私有制被彻底消灭，但他反对强制没收的做法，而是希望对富人晓之以理，劝其放弃不公正和过多的财富。[12](P423－477)真正主张在全体人民中重新分配财产的革命方案是托马斯·斯宾塞提出的。他深信，仅有政治权利——不管如何广泛——是绝不可能防止穷人受富人压迫的，因此他提出，将他认为的一切实际权力的源泉——土地置于所有公民手中。斯宾塞著名的土地方案不主张土地国有化、以便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他希望国家每个教区的居民都组成团体，这样的团体可以拥有和控制教区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可以出租给报价最高的承租者，后者亦可在缴纳规定的租金后耕种牟利，但耕种者个人绝不可拥有或出卖土地。土地租金用来支付房屋、桥梁、道路、学校、图书馆、医院、会堂等费用，这些设施均归教区全体公民使用。在这个新社会里，富人可以保有个人财产，最有能力的人可以耕作经营自然资源谋取利润，但没有私有土地所有者，而极端的贫困也将从社会中永远消除，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能够繁荣起来，因为所有公民都免于经济压迫。[9](Pxii－xiii)
    托马斯·斯宾塞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城市地区，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大城市、国际贸易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制造业造成的经济社会难题。他完全关注于自己的消灭大地主权力的计划。然而，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社会主义思想家已经在思考快速工业化和无节制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和经济压迫。在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威廉·汤普森、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dgskin）、约翰·格雷（John Gray）和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Erancis Bray）等人看来，英国的新工业社会将最大部分的收益给了那些拥有财产、控制资本的懒散之人，而以劳动创造了大部分财富的多数劳动者得到的微薄报酬却不敷家用。查尔斯·霍尔称，穷人只得到了其劳动价值的1/8左右。约翰·格雷计算的比例是1/5，约翰·弗朗西斯·布雷则深信，劳动者至少被剥夺了2/3的正当工资。劳动者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被非生产阶级不正当地占有，因为他们控制着资本、土地和政治权力。这个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奢靡浪费、盲目竞争，并具有压迫性。劳动者的贫困和虚弱是占有资本和财产之人的不劳而获的财富及不正当的权威造成的。因此，仅有政治改革不足以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竞争也应该被废除，经济应该受控制，劳动应该有组织，这样工业发展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福利。资本主义分裂社会，它造成的无情竞争助长了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及穷人对富人的依附。劳动必须从资本的压迫性控制之下、从政府强大的管理机器（它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持贫困、剥削和不平等）之下解放出来。(28)
    这些社会主义者对经济不公和政治压迫深为关切。在他们看来，工业社会增加了资本的权力和财富，但剥夺了穷人的经济独立和政治自由。因此需要进行改革，将穷人从经济剥削和政治虚弱中解放出来。必须运用知识和教育来改造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重塑政治和社会关系。当所有人都完全懂得自己的权利、当生产组织实现合理化时，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都会被消除。但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平等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如何才能使其成为现实·对于这些问题，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过于乐观，甚至不切实际。他们认为，理智和规劝足以终结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对穷人的压迫。正因为如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谴责这些作家是“乌托邦主义者”，不过这个指控并不完全恰当。
    大多数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都不反对议会改革的建议，他们只是认为这些措施还不够。相反，他们提出了小型民主公社的劳动合作制方案。土地和财产应归地方公社集体所有，并置于劳动者自己的民主控制之下。劳动组织应有效，产品分配应公正。这里没有租金、没有货币利息、没有资本家的利润。这里没有闲散阶级，所有人都必须劳动，所有劳动者都同工同酬。这些倡议的确催生了一些合作公社和数百个合作协会，但它们通常因为经营无效而失败。这些方案本身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声称的那样不切实际，但早期社会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国有工业经济，这种经济的运转可以对一个广大群体产生最大的利益。早期社会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最重要决策可以在这些没有官员、没有政府规章的小型合作公社内产生。他们没有意识到，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扩张已经使得英国社会大为复杂化，一个集中化的官僚机构已经在所难免并事关重大——如果要改善工人大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话。这样他们就忽视了政治权力如何既受约束又能更为平等地分配的问题。
    在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上，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看法同样是不切实际或乌托邦式的。他们坚信，教育和理性将教导人们懂得社会平等的好处。他们相信能说服少数特权者为了工人大众而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认为，求助于推理能力和所有人都同样具有的正义感便能协调富人和穷人、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看法的批评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们的批评有时走得太远了。早期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也已认识到必须依靠工人自身。他们鼓励工人组成工会，以便穷苦人之间能够自助。早期社会主义者没有完全忽视启发和教育受剥削的穷人的意义，他们也注意到，应鼓舞工人团结起来壮大力量，以终结不公正的制度——尽管资本家剥削者的反对力量很强大。另一方面，早期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注定是敌人，他们绝不可能被规劝去反对自己的阶级利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社会变革只能依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仍坚信，阶级和谐的目标可以实现。他们反对使用武力，即便这武力针对的是他们谴责的资本家有产阶级的压迫者和统治者。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产生的暴力将涤荡这些社会弊病，但早期社会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无法支持那种他们认为无望实现其目标的暴力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早期社会主义者对权力知之甚少，他们政治思想中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不过许多年来，这些不切实际的方案逐步让位于更为冷静的期望和更为有限的目标。由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斗士们取得的成就，更为关注经济压迫的人们数十年中根除了工业社会中一些贫困和不平等现象。(29)
    1830和1840年代的宪章运动获得的支持比此前的任何改革运动都要多，但这场运动主要关心的是实现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变革。支持人民宪章的三次全国大请愿书主要是为了实现著名的议会改革六点计划，该计划旨在实现下院选举的民主化。加雷斯·斯台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令人信服地指出，宪章派之所以提出政治改革方案，是因为他们相信，穷人的经济困窘是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造成的，在很多宪章派看来，正是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造成英国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局面。[13](P90－178)宪章运动的第一位史学家甘米奇（R. G. Gammage）在1854年写道，在一个经济窘迫的时代，“群众注视着享有选举权的各个阶级，看到他们安享富裕舒适的生活，于是便把这种富裕与他们贫穷的境遇进行对比。他们根据后果来追溯起因，难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治之外。”[14](P9)宪章派对中产阶级的敌意更多是来自后者参与了英国腐败且不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根据1832年的大改革法令，穷人并未获得多少选举权，因而这种体制更加强化——而不是因为后者作为资本家雇佣者的角色。当然，很多宪章派希望改革后的议会能通过一些改善穷人经济状况的改革法案，如土地和税收改革、取消谷物法等，[15](P113－146)但他们认为，穷人的经济困难根源于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相信政治改革才是通往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布隆泰尔·奥布莱恩（Bronterre O'Brien）对穷人的经济困境十分关切，但他也说：“无赖才会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财产所以你没有代表权。而我的说法相反，因为你没有代表权所以你没有财产……你的贫穷不是你没有代表权的原因。”(30) 奥布莱恩和少数其他宪章派作家，特别是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和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曾试图将宪章派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改革的要求联系起来。(31) 在他们看来，宪章运动既需要政治目标，也需要经济纲领，既应该是民主主义的，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琼斯和哈尼日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希望以土地、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来改善劳苦大众的困境。[16]不过，这些宪章派直到1848年最后一次大宪章请愿失败之后才转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