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岔沟墓地与鲜卑、夫余文化的比较，迄今为止最系统、权威的讨论出自林沄先生。在《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一文中，林先生指出西岔沟墓地这一类考古文化与后两者均有较大不同。特别是有关西岔沟墓地与榆树老河深的比较：“老河深和西岔沟两地的随葬品的确有很多共同性，但是陶器有很大差别。西岔沟墓地出土的陶器过去只发表了很少几件，其中只有一件高约10厘米的小陶壶和老河深出土的一种无耳陶壶有点相似，其他如四耳陶罐、注壶、单把杯均为老河深所未见。我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的实物中，则有和辽阳汉代墓葬、遗址所出完全相同的罐和豆，这也是老河深墓地完全没有的。还有口沿下饰堆纹并加施切割纹的侈口罐以及袋足鬲，更是老河深所未见。西岔沟墓地简报中还提到该墓地除红褐色和灰黑色的夹砂粗陶外，有‘一部分是精制的红褐色砂质细陶’，而且有‘篦纹磨光涂朱长颈红陶壶’……表明西岔沟墓地确实有不少陶器是和平洋墓地、兴隆山墓葬相同或很相近的，其余陶器也和老河深有很大不同。”⑨从以上相关研究看，有关西岔沟墓地的族属问题还没有定论，各种观点均有较大漏洞。因此考古学者编订的秦汉考古类书籍，大多遍采诸说而不下判语。研究匈奴考古文化的马利清尽管提出其为西汉早中期匈奴统治下的鲜卑族墓葬的观点，但同时指明其族属在学术界仍有争议。⑩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考古学者尚保持谨慎。但也应看到，今辽宁西丰地区，距离汉长城线不远，在这里存在一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又不为汉所知的部族的可能性很小，而综合文献记载的西汉时期辽东塞外的部族分布情况，在上述“匈奴说”、“乌桓说”、“夫余说”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当然，最早提出的“匈奴说”由于反对的意见站得住脚而已基本为学界所放弃。
    与考古学界不同，民族史学界由于研究材料稀缺，因此尽管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一些研究者已经迫不及待地取其一说而加以利用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称西岔沟墓地“一般认为属于匈奴部族集团，但也有认为应是东胡族的乌桓人”（11）。林斡所著《东胡史》较比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的进步之一，就是利用西岔沟墓地对乌桓早期文化特征加以描述，然而并未对为什么是乌桓遗存提出解释。（12）此外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也采纳“乌桓说”。（13）而研究夫余的学者大多采纳“夫余说”，例如李殿福《汉代夫余文化刍议》、（14）田耘《两汉夫余文化研究》（15）。然而不得不指出，这样的工作是很危险的，因为研究是环环相扣的，前面一环的错误会导致一系列的相关错误。例如将西岔沟墓地归为夫余遗存，显然会对夫余的文化、疆域以及汉与夫余的关系等问题产生新的解说，甚至影响到了高句丽建国史的讨论。（16）由此看来，对西岔沟墓地族属问题的研究，仍亟待深入。
    二、西岔沟类型出土文物分组研究
    要想把一处考古遗存与历史族群相对应，明确其文化面貌是必不可少的。西岔沟墓地尚未发表全部的发掘资料，仅据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一文以及林沄等人研究文章的介绍，可以看出西岔沟墓地的文化面貌是比较复杂的。此外，与西岔沟墓地文化面貌相同的考古遗存还有东辽县石驿乡长兴墓地、彩岚墓地。（17）其中上引林沄先生《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一文对彩岚墓地的文化面貌进行过专门分析。综合上述报告和研究，可以将西岔沟墓地这一类考古遗存（本文以下暂命名为“西岔沟类型”）的出土文物分作5组：
    其一是汉文化的，包括铁工具（斧、锛、钁、锄、刀、锥等）、陶器（灰色弦纹陶壶和绳纹陶罐、灰陶豆）、兵器（铁剑、环首铁刀、铁矛等）、马具、铜镜、服饰、货币、铁釜、铜壶等。
    其二是北方草原文化的，最主要的是铜饰板，西岔沟墓地共出土20余面，花纹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类似的铜饰板在彩岚墓地也有出土。此外还有铜泡、铜铃、铁镞、串珠、贝饰等。其中有一部分与目前认定的鲜卑遗存--完工、札赉诺尔遗址出土文物相类似。
    其三是与北部平洋墓葬、通榆兴隆山墓葬相似的文化因素，如精制的红褐色砂质细陶、金丝或银丝的穿珠扭环饰、涂朱磨光长颈陶壶等。此外还包括铜铃、铜饰件和珠饰等。
    其四是与东北腹地有关的文化因素，主要是两类长剑--触角式剑和长杆穿环铜柄铁剑。关于这两类剑的谱系渊源，前人已多有论及，如张锡瑛《试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触角式”剑》、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18）朱永刚《吉林省及相邻地区出土铜剑的聚类分析--兼论东北系铜剑的区系与流变》（19）等。目前所发现的触角式剑包括吉林蛟河洋犁地、吉林永吉乌拉街、长白飞机岭、桦甸西荒山、东辽石驿、柳河大泉眼、西丰西岔沟等地。根据朱文，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触角式铜剑，是蛟河洋犁地出土的1件，年代下限约不晚于战国早期。
    现在的问题是，蛟河洋犁地发现的触角式剑是对头双乌型，而其他的所有触角式剑都是双鸟回首呈双环型，彼此间还有较明显的差距。张锡瑛文认为，触角式剑柄首上的动物，双鸟回首的双环在风格上与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一类柄首是一脉相承的。宫本一夫则明确把这种影响提早到蛟河洋犁地所出之对头双乌型，“Ⅰ型（蛟河洋犁地--笔者）触角式剑的谱系，正如一般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应该来自分布于长城地带的笔者文中的D式北方式铜剑……在以当地铜剑为样本制造剑身的同时，又采纳了D式铜剑的身柄分铸法和剑把纹饰”（20）。
    现在看来，这种触角式剑柄首的铸造方式渊源于北方长城地带应该可以肯定，至于这种柄首制作方法是传入东北后自行演化到双环型，还是经历过二次传入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当然，正如林文所指出，触角式剑“实际上却是具有一系列东北系剑柄特点的柄和纯东北系剑身铸在一起，所以只能说它是东北系之物而略受北方系影响而已”。
    至于长杆穿环铜柄铁剑，目前的出土地点包括舒兰四家村、吉林两半山、榆树老河深以及西岔沟、彩岚。朱文认为舒兰四家村所出1件柄身连铸的铜剑当为目前所见此类型制最早者。其剑身尚带有东北系铜剑叶刃两侧有节尖的风格，“舒兰这把铜剑的形制恰恰介于东北系青铜短剑和铜柄铁剑之间”（21）。
    其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在西岔沟墓地出土的陶器中，除了前面提及源自汉文化的灰色弦纹陶壶和绳纹陶罐、灰陶豆，与平洋墓葬、通榆兴隆山墓葬相似的红褐色砂质细陶外，还包括大量夹砂粗陶陶器，基本上分红褐色与灰黑色两种，以素陶最多，带花纹的很少。比较普遍的花纹是乳点纹，其次是刻凿纹，还有少数圈点纹，大都位于器口外颈部分，特别的是分别用刺点纹、楔形纹、指甲纹、网状纹、圆点纹等在肩部或腹部构成的连续性三角纹带。器形主要是壶、罐、碗、杯，也有少量鬲和豆。石驿公社彩岚和长兴遗址没有出土完整陶器，从采集到的陶片看，绝大多数为夹砂粗陶，手制，陶胎较厚，火候低，焙烧不均。可复原的有一件陶碗，黑褐色，陶质为夹砂陶，敞口，沿外侈，假圈足。其他有褐色豆座、灰褐色器座和红褐色饰按压三角纹的口沿及素面侈口的口沿。采集到的器耳分三种：乳丁耳、扁平横耳和环状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