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器物显然不同于汉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同时也不同于东北腹地的夫余文化。有关其渊源，林沄先生已经有所提示：“根据近年的调查资料，东辽河流域的汉代遗存和辉发河流域的东丰大架子山上层遗存比较一致，很可能划分出一个单独的考古学文化。”（22）但由于非其文章主旨，因此没有展开讨论。顺着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发现，西岔沟类型的大部分陶器，都能从今西丰、东辽地区前一阶段的考古遗存中找到根源。例如以夹砂粗陶为主；基本上为灰黑色陶和褐色陶；纹饰以素陶为主，比较普遍的花纹是戳点纹（乳点纹、刻凿纹等），包括以各种点状纹饰构成的连续性三角纹带；器形主要是壶、罐，少量的豆，甚少三足器，器耳较发达，特别是腹部饰四横耳的器物等特征，均与吉林东丰南部的太阳遗址、龙头山遗址相似。（23）这一类以戳点纹为特征的考古文化，分布范围包括吉林省的东辽县、辽源市郊、海龙县、梨树县，辽宁省的西丰县、开原县，此外，向东还影响到辉发河上游地区。该类文化的年代则在春秋至战国末西汉初。（24）
    当然，两类文化也有明显的区别，除了西岔沟类型多出4组其他文化因素外，在同一组文化因素内，器形也有一定的不同，例如西岔沟类型的单把杯、太阳等遗址的长筒颈的陶壶都不见于对方。此外，葬俗方面也存在较大不同，前者是土坑墓，个别墓有保存下来一些残碎的木片和席片，当为葬具；后者则为石棺（棚）墓。
    西岔沟类型包括了上述5组来源不同的文化因素，充分说明了其形成的历史复杂性。只有解释清楚这种复杂文化面貌出现的原因，才能真正解明其族属问题。
    三、西岔沟类型五组文化因素共生面貌的形成
    西岔沟类型土著传统文化的大量存在，说明其中包含了一定数量的自春秋以来就生活在当地的土著人群。这些人群究属何族，根据目前的文献史料，尚无从知道。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生活在几大文化区的边缘地带。从地理环境看，西岔沟类型所在的今辽宁西丰、吉林东辽地区，南部近汉代的长城塞，东部依吉林哈达岭与松花江水系分隔，西部隔东辽河与蒙古草原的今通辽地区相望，向北则可与今吉林西部的东北平原与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合为一体。长城塞内的汉文化、东北腹地的渔猎农耕文化、蒙古草原的游牧文化恰在此地交汇。
    从西岔沟类型以前的考古遗存看，当春秋战国时期，西丰、东辽地区与东北中南部共处在一个大的文化区系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文化因素，如属于辽北地区高台山文化的袋状鬲足；盛行于东北东部、中南部的曲刃青铜短剑；与西团山文化相似的石棺墓、半月形石刀、扇形青铜斧等。（25）当然，由于地处东北文化区的边缘，因此其文化特征中的个性因素是很强的，特别是戳点纹陶器，不见于其他地区。战国中期燕文化北进，西丰、东辽地区被划在燕长城外。尽管在今吉林梨树地区出现燕国古城址--梨树二龙湖古城址，但在城址以外，甚至整个东辽河上游地区都极少发现中原文化因素，（26）说明这一地区并不在燕文化进入东北的主要方向上。汉代，文化面貌复杂的西岔沟类型出现了。在4组外来文化中，首先看来自东北腹地的一组，即触角式剑和长杆穿环铜柄铁剑。根据前引朱永刚文对目前发现的两类剑的型式排列，触角式剑柄首进入本区的媒介当为桦甸西荒山出土的触角式铜剑，而长杆穿环铜柄铁剑柄首的源头则应为舒兰四家村所出1件柄身连铸的长杆竹节形铜剑，则两类剑均是从辉发河、松花江流域传入本区。这种传播当与本区与辉发河、松花江流域的长期文化联系有关。但是也应看到，无论是桦甸西荒山出土的触角式铜剑还是舒兰四家村出土的长杆竹节形铜剑，均为通体铜铸，而西岔沟类型所出者则为铜柄铁剑，因此，我们在考虑这两种剑的时候，除了关注柄首的来源外，还应注意铁制剑身的出现。
    类似的铁制长剑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到汉初则较为普遍，（27）西岔沟墓地即出有汉式长铁剑。目前，在东北长城外的其他考古遗存中尚未发现早于西岔沟类型的铁制长剑。由此看来，西岔沟类型的触角式剑和长杆穿环铜柄铁剑极可能是来自东北地区的两种剑柄首与来自中原地区的铁剑身在当地融合的产物。类似的铁剑安装其他材质柄首的情况，在中原地区出现较早，如西周晚期虢国墓葬、春秋早期甘肃灵台墓中出土的铜柄铁剑。据判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铁不易获得。（28）西岔沟墓地还出有木柄铁剑，进一步说明这类铁剑是在铁剑身的基础上借用其他文化因素丰富了柄首的构造。
    讨论辉发河、松花江流域文化对西岔沟类型的影响，还应看到，这一时期原本文化面貌大体接近的东辽河上游、辉发河上游两地区已经发生了分化。辉发河上游地区出现了以东丰县大架子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考古文化，除夹砂褐陶外，也包括少量汉文化的灰陶。其中夹砂褐陶的豆、罐与松花江流域属于夫余文化因素的“文化三”近似，（29）说明两者关系较为密切。相比较而言，东辽河上游的西岔沟类型则未发现“文化三”的因素。鉴于两种文化的不同发展趋向，可以认为至少西汉时期，夫余势力尚未能越过哈达岭。
    此外的2组外来文化因素，即汉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因素都已经深入地融合到西岔沟类型之中，并且均占据不小的比例。汉文化因素中的灰色弦纹和绳纹陶器、铜镜、货币均是西汉初期之物。西岔沟墓地出土的武器也带有较明显的汉文化因素，如铁剑的剑身一般较长（60-80cm），形体规整，锋、锷、脊、茎各部分明，有的剑还具有铜镡，并发现玉琫，都是汉式剑的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环首铁刀的出现。这种环首铁刀从发表的图版看，直脊直刃，刀身长度与铁剑相仿，显然与匈奴文化的环首短刀不同（15-25cm）。（30）据杨泓研究，这种环首长刀是汉初才出现之物，直脊直刃，刀柄和刀身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一般没有像剑那样的卫手的格，只有个别的加有和剑格一样的铜质或铁质的“格”。（31）《“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发表的2件长刀，恰为1件无格、1件有格。综合来看，该遗存的主人当是在汉初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而汉初出现的环首铁刀几乎同时出现在西岔沟墓地中，说明这一部族与汉的关系非同一般。
    北方草原文化这组动物纹铜饰板应当是受匈奴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尽管林沄举出多处发现类似铜饰板的考古遗存，证明“单凭这一点并不能断定彩岚墓地的族属”。但也应看到，从各相关遗址的年代、地理分布看，说西岔沟类型的这类铜饰板源自匈奴文化是大致正确的。至于铜泡、铜铃、铁镞、鸣镝、串珠、贝饰等则不限于匈奴文化，在完工、札赉诺尔、平洋、通榆兴隆山等遗址都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