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说平洋墓葬为内迁五郡塞外以前的乌桓遗存，除时空线索相合外，还有两点需要辨明：
    （1）平洋墓葬与东胡遗存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乌桓本为东胡之一部分，因此确认乌桓遗存就不得不考虑其与东胡遗存的关系。迄今为止，相关学界对何为东胡遗存也存在较大争议，据王立新的概述，早期盛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说，目前已基本被否定，而新的替代观点尚未得到学界的全面认可，其中王立新提出井沟子类型为东胡遗存的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52）然而井沟子类型与完工、平洋墓葬均有相当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理解呢？
    这就需要从族群与考古文化的关系以及族群与政治体的关系来思考。关于族群与考古文化的关系，王明珂已指出：“同一族群的活动，在考古上可能留下不同的文化特征……特定文化特征在空间人群中的分布，常呈连续性变化，没有明确的边界。或者，不同文化特征所界定的人群，常成一个个重叠而又不完全相合的圈子，它们与民族边界往往不相符合。”（53）也就是说考古文化与历史族群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某些文化特征的相似就可能导致不同人群被外界或自我认定为属于同一族群。就这个意义而言，目前存在争论的东胡遗存与平洋墓葬、完工遗址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即畜牧、狩猎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至于族群与政治体的关系，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族群往往是根据政治体划分的，相对于族群，政治体更加忽视所属人群在文化上的差异。拿匈奴为例，当匈奴强盛统一北方草原时，汉文文献就把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部族统称为匈奴，然而从考古发现看，当时整个草原地区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匈奴文化，位于外贝加尔西北部、图瓦和黄河中游地区的遗址和墓葬的出土物除具有一般的匈奴文化特征外，还明显具有本地区传统文化因素。（54）
    由此看来，东胡很可能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其主体部分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势力范围则涵盖了大兴安岭两侧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各支人群既有共性，又保持了一定的个性，但在东胡政治体存在的时候，它们都是东胡的一部分。
    （2）平洋墓葬与鲜卑遗存的关系。平洋墓葬的发掘报告认定其为鲜卑遗存而不是乌桓，主要还是考虑时空线索，“不同之点在于地理分布：乌桓居南，鲜卑偏北。汉武帝时‘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动静’……由此，乌桓居地位于西喇木伦河一带，再往北的嫩江流域即或是鲜卑的游牧地……我们姑且根据地望推断平洋文化是鲜卑的遗存”（55）。此说不能成立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尽管平洋墓葬的下限到西汉时期，但其上限在秦汉以前，因此并不能只考虑汉武帝时乌桓与鲜卑的分布。实际上，在汉武帝南迁乌桓以前，乌桓与鲜卑应是一在大兴安岭东麓，一在西麓，并不是简单的南北关系。根据上文对传世文献的分析，平洋墓葬所在的地方恰恰是乌桓内迁五郡塞外之前的本据地。
    据研究，平洋墓葬、通榆兴隆山这一类遗存与学界一致判定为鲜卑遗存的完工、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十二台乡砖厂等遗存均有较明显差异。（56）然而据《后汉书·鲜卑传》记载，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这又作何解释呢？答案大致有三点：其一，东胡时代的交流，比如完工墓地与平洋墓葬间的若干相似性。其二，匈奴的影响。乌桓南迁五郡塞外后，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同时又被匈奴奴役，受匈奴文化影响。至于鲜卑，除东胡破后曾被匈奴奴役外，还由于“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57）。一直到东汉初，乌桓再次内徙，鲜卑南下辽东塞外，才为汉所知，而此时，“匈奴及北单于遁逃，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58），由此，鲜卑受匈奴文化影响也不待言。其三，鲜卑南下以后，与乌桓共处东汉护乌桓校尉的管理之下，双方的共有文化因素进一步放大，据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壁画墓中乌桓校尉的壁画，乌桓与鲜卑在衣装打扮上已无从区分。（59）到拓跋鲜卑兴起之时，乌桓一部分因长期入居塞内而汉化，一部分逐渐混入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之中，（60）文化特性逐渐消失，族群也逐渐消解了。《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九》所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显然，“乌丸”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乌桓”了。这正是我们“找不到”西汉晚期以后的乌桓遗存的重要原因。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南迁以前的乌桓与鲜卑分布在大兴安岭的两侧，一在东南，一在西北，其地域分界是比较清晰的，这也是他们曾共处于东胡之下，又同在匈奴之东为其附庸，而尚能别为部族的根本原因。
    再进一步看，即便是在乌桓遗存内部，由于时间、地域的不同，文化面貌也有所不同。如平洋墓葬基本不见汉文化的影响，稍南的通榆兴隆山墓葬出土汉五铢钱，更南的西岔沟类型则汉文化因素明显。再如殉牲，平洋墓葬只殉狗，而通榆兴隆山殉马、牛、羊，西岔沟墓地殉马头，当是受匈奴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考古发现只是历史的只鳞片爪，西岔沟类型只是内迁五郡塞外诸乌桓中辽东塞外的一支，并不能代表全部内迁乌桓的文化面貌，例如《后汉书·乌桓传》称：“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类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墓中殉犬习俗是平洋墓葬的重要特点，然不见于兴隆山和西岔沟，是否有其他内迁乌桓仍保留此习俗，目前尚无由得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尚不能断言乌桓族称出现的时间，因此现在汉书文化-汉书二期（平洋墓葬）-通榆兴隆山、西岔沟类型这一发展线索还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至于从哪个时期开始才称得上真正的乌桓文化，显然也还难以得出准确结论。
    西岔沟古墓群自发现以来，其族属问题即处在争论之中，迄今未有定论。究其原因，则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一个展开到深化的过程，在早期缺乏横向比较的情况下，很难得出准确结论；二是以往对考古遗存与历史族群的关系认识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