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岔沟类型文化中与北部平洋墓葬、通榆兴隆山墓葬相似的一组文化因素值得特别注意。其中包括精制的红褐色砂质细陶器，特别是一种涂朱磨光长颈陶壶；金丝或银丝的穿珠扭环饰；此外，还应加上与匈奴文化共有的铜泡、铜铃、铁镞、鸣镝、串珠、贝饰等。根据《“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一文介绍，整个墓地分中心墓区、东部墓区和西部墓区，以中心墓区的墓葬分布最密，大量的兵器、马具、丰富的装饰品及其他质地较好的随葬品主要出于此区。同时，篦纹磨光涂朱长颈红陶壶也恰恰比较普遍地出土于中心墓区，东部和西部墓区则没有出土。这说明这一类文化因素在西岔沟类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西岔沟墓地的葬式看，也与平洋墓葬接近。西岔沟墓地发掘的63座墓均为单人长方形土坑墓，未见明显葬具，但保存下来一些残碎木片和席片。平洋墓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者多有家庭关系，未见棺类葬具，但有3座墓的北壁都发现了竖立的木桩或木板。两处墓地均存在殉牲习俗，但西岔沟墓中发现的是零散的马牙，中心墓区普遍如此；在东部墓区的岗尖上单独出土了3个一字排开的马头骨。由于土质关系，墓葬中人骨几乎全部腐朽不存，因此出土的马牙极可能是殉葬马头骨的残迹。平洋墓葬有6座殉牲墓，但殉的是狗头。通榆兴隆山墓葬是一座4个成年人的合葬墓，墓中发现有马、牛、羊等动物碎骨。
    从三处墓葬的年代看，平洋墓葬上限最早，可到秦汉以前，下限则到西汉；（32）通榆兴隆山出土了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西岔沟墓地的年代据前引孙守道文的判断，基本时代是相当于武帝到昭帝时期，上限在武帝以前，下限有可能到宣帝初期。
    综合上述分析，再来看西岔沟类型的5组文化因素共存的复杂面貌，其形成过程已不言自明了：从西汉初期开始，大兴安岭东麓拥有与平洋墓葬相似文化，同时又受到匈奴文化影响的人群南迁到今东辽河上游及其南部的西丰地区，迁徙活动的高潮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外来人群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同时，又借助与汉文化以及辉发河、松花江流域的夫余文化的联系，将后两者的文化因素纳入自身的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创造出了西岔沟类型文化。
    四、西岔沟类型文化族属的判定
    上文阐释了西岔沟类型文化各种文化因素的渊源以及各文化因素在整体文化中的地位。揆诸史籍，符合上述条件，能够留下西岔沟类型文化遗存的正是乌桓。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服匈奴……”这就是匈奴文化传入乌桓的主要原因。《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传》载：“汉十二年（前195）……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侯伺……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孝景中六年（前144）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卢绾率“其宫人家属骑数千”亡入匈奴，匈奴任命他为东胡王，从而成为汉文化大规模进入东胡人群的发端。《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传》又载：“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这是乌桓得以持续获得汉地文物的原因。
    至于霍去病内迁之乌桓，是否有一支曾迁徙至辽东塞外的今东辽河上游地区，前引曾庸文已据渡辽将军范明友出辽东击乌桓一事证实。传世文献中有关西汉时期乌桓的记载是十分有限的，范明友击乌桓是唯一重要而又较为详尽的记载，笔者认为曾文的分析还不够透彻。该事件的始末，《资治通鉴》卷二三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冬，辽东乌桓反”条记载较详，其文曰：
    冬，辽东乌桓反。初，冒顿破东胡，东胡余众散保乌桓及鲜卑山为二族，世役属匈奴。武帝出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至是，部众渐强，遂反……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于是拜明友为渡辽将军，渡辽将军，盖使之渡辽水以伐乌桓。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
    另《汉书》卷七《昭帝纪》可为补充：
    元凤三年（前78）……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渡辽将军，应劭曰：“当渡辽水往击之，故以渡辽为官号。”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
    这两段记载对了解西汉武、昭时期的乌桓情况至为重要。首先是地理位置。范明友“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欲出塞邀击进攻乌桓的匈奴，却选择出辽东，这是很值得重视的。西汉辽东、辽西郡的界限大致沿医巫间山，然则出辽东，“渡辽水”便不会是自辽东而西北渡西辽河，因为据严耕望考证，从中原地区至契丹所在的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上源），有出右北平之古卢龙塞道和出辽西之营州柳城东北至契丹牙帐道，（33）两路均较比走辽东更为近便。因此范明友军所渡之辽水必是东、西辽河汇合后的辽水。然则至乌桓处，既要出辽东郡，又要渡辽水，其兵锋所指，非东辽河上游莫属。
    其次，范明友率军至东辽河上游地区邀击匈奴，说明匈奴攻击乌桓的军队也是向着这一方向打过来，因此这里大概是乌桓受攻击后的最后重要据点。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也说明东辽河上游地区曾聚集了大量乌桓部众。从西岔沟墓地考古发现情况看，据推算该墓地原有墓葬应在450-500座左右，而从已出土的13例人牙上初步观察，死者大部分都是青年或壮年时期，老年的极少。而许多墓葬中出土的兵器上面，还残留着当日屡经战斗的斫削痕，若干兵器使用坏了又经过再次打制、装柄或改用。这些特征都与当地人群频经战乱，最后以一场死伤惨重的决战谢幕若合符契。
    其三，所谓“三王首”的问题。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的记载，乌桓入迁五郡塞外，其首领但称大人。直到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由此才有所谓“乌桓率众王”，但他们已是“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34）。真正乌桓王的记载，出现在“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35）。对比而言，汉昭帝时乌桓“三王”约略与灵帝时的“四王”类似，这种每郡塞外结为一群体的局面，应该与内迁之际，汉政府按近缘部族进行的地域分配有关。由此而言，当昭帝时乌桓“部众渐强，遂反”而出现的“三王”，或即指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塞外之乌桓领导者。然则东辽河上游地区西岔沟类型文化又可判定主要为辽东郡塞外之乌桓所遗留。
    西岔沟类型兴盛于武帝之时，恰与乌桓内迁时间相符。当然，从西岔沟类型的文化面貌看，当地土著文化仍占有重要地位，而这种土著文化又是自春秋战国一脉相承流传下来的，说明乌桓迁入东辽河上游地区，曾有一个对当地土著人群的征服、融合过程。同时乌桓也正是通过当地土著人群与吉林哈达岭以东的夫余文化系统取得联系，并吸纳了后者的部分文化因素（两种剑柄首）。
    经元凤三年（前78）一役，原本势力较强的辽东乌桓遂至衰落，“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36）。到“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37），辽东郡外已无乌桓矣。从西岔沟墓地的情况看，活动的主要时代在武帝时期，昭帝以来渐衰，降至宣帝遂至尾声，前引孙守道文推测“或许这一部族因故离此而去，墓地随即弃置不用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正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