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科学为基础的宇宙史、地球史、生命史和人类史，开始融合成一种新型历史，即澳大利亚、西欧和美国的“大历史”、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的“宇宙进化”以及俄国的“普世史”。奥地利哲学家詹森在其《自组织的宇宙》一书中，首次为大历史阐释了一种系统的模式。该著作成为一些俄国学者的灵感来源之一，激励他们建立普世史研究法。俄国学者主要以俄语著述，从而妨碍了他们的观点为更多人所知。不过，他们相当活跃，2005年组织了一次关于大历史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国际研讨会。（13）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重新致力于将过去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并非偶然。70年代中期，关于宇宙、太阳系、地球和生命史的科学模式已经在主流科学当中被接受。因此，一些富有创见的美国学者，比如明尼苏达大学的地质学家普雷斯顿·克劳德（Preston Cloud）、哈佛大学天文学家乔治·菲尔德和埃里克·蔡森（George Field and Eric Chaisson）开始对这种知识进行综合。他们开设课程，撰写著作，讲述以科学为基础的关于一切事物的历史，当然，他们都强调各自的专业领域（很少关注人类的历史）。几年之后，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和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也分别在悉尼麦考瑞大学和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开设“大历史”课程，他们成为大历史教学的开拓者。克里斯蒂安的课程邀请许多专家来讲授不同内容。这种课程不但在教师之间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协作，也成为澳大利亚、美国和荷兰等地相似课程的模板。
    总而言之，大历史的出现，与科学发展和时代背景联系紧密。首先，20世纪的科学突破，为大历史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精密计时革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碳14定年法）、DNA的发现、板块构造理论以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这些突破相当于时间的发现，普雷斯顿·克劳德的《宇宙、地球和人类》（1978）对此做了描述。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著述这种“史前”故事。大历史学家（big historians）相信，一种革新过的历史学科--让史学家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纵深的历史。突破学科限制、信息的自由交流、快速通信技术的发展，所有这些使得个人综合复杂多样的资料成为可能。（14）
    其次，后冷战时代的一些趋势也有利于大历史的出现。比如全球化（世界主义）、环境保护论以及世俗主义。第一点与世界史的做法非常类似，即超越“民族叙事的人为限制，把历史当作观察过去的窗口，以此展示整个世界”。第二点把人类史置于环境史的背景下。换言之，在大历史叙事中，就人类和行星的时段而言，人类与生物圈的相互作用是人类最重要的角色。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就是对能量流的控制越来越强，这以牺牲其他物种以及其他化学过程为代价。物种灭绝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态变化使得人类史在行星的时段中显得很重要，因为这也导致了生物圈的明显变化。环境方面也是大历史最具有政治特点的方面，由此导致一种含糊的对集体的、国际的合作的呼吁，即呼吁创造一种与生物圈共同发展的现代人类体系。第三点，世俗主义符合大历史被用作一种“现代创世神话”或者“科学的创世故事，以补充或取代传统的创世故事”，这是为了满足一种实用的心理需求。（15）
    斯皮尔也指出，全球化进程促使史学家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的人类史的组成部分。一些有远见的学者紧随汤因比开始这么做，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16）威廉·麦克尼尔和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甚至宣称，大历史是世界史和环境史的未来。（17）在澳大利亚学者斯诺克斯看来，大历史的迅猛发展是为了满足一种需求：即去理解我们时代各种基本的动态力量：我们要了解促进全球化的力量、西方兴起的力量等，以便在全球变化中生存下去，以便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只有通过大历史，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人性、社会运作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未来之路。（18）
    大历史在“史学家族”当中处于何种位置呢？它与微观研究、普世史、世界史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也是大历史学家所关心的。
    克里斯蒂安指出，就方法论而言，大历史主要不是基于档案材料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历史就不能得出严肃的历史知识。大历史的合适模式是历史社会学或历史哲学。史学家从事的大历史研究，在于努力整合不同学科研究者的见识，其中包括史学知识。大历史的庞大假设以及研究过去的多样化方法，能够为致力于更为传统的史学研究的史学家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概念和方法。大历史研究基本上是概要式的，而不是档案研究式的。不过，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差异。克里斯蒂安指出，一旦大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得到人们普遍认可时，从事传统档案研究的史学家或许会发现，他们在探究一些问题时，偶尔也需要涉猎大历史领域。（19）
    克里斯蒂安本人也使用“宏观史学”（macrohistory）一词。不过，他所谓的宏观史学是指在非常宏大的范畴内研究过去。它不仅包括世界史和历史社会学，也包括更大的范畴--“大历史”，而大历史采用了地质学甚至宇宙学的时间概念。（20）克里斯蒂安使用“宏观史学”一词，主要是为了与“微观史学”形成对比。“微观史学”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明确类型，但是宏观史学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并不存在一系列公认的关于宏观史学的作品，因此，对宏观史学的可能性和困境的讨论必然是思辨性的。克里斯蒂安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更多这方面的著作和课程。
    当然，大历史并不是微观史学的对立面，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即便它提供的具体见解看起来与微观史学提供的完全不一样。史学家的显微镜能够揭示微观世界的模式，我们有时候能够以小见大。反过来也如此，我们在努力理解庞大主题的时候，往往会以关注个人告终。通过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在社会、生物圈和宇宙等更大结构中的独特位置，大历史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特性有更好的了解。因此，大历史事实上与微观史学有许多共同点。（21）
    我们还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大历史，即把它视为自上而下考察万事万物的历史理论（与自下而上的微观史考察相对立）。大历史认为，通过一幅世界地图来观察和了解地区地图或街道地图，我们就能够对现实做出最好理解。大历史并没有想着去取代传统史学，而是力求把它们囊括在内。从这个意义而言，大历史是普世史的一种现代形式。（22）
    大峡谷州立大学的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也认为，大历史是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这一伟大史学传统的延续。在他看来，普世史的书面形式可以回溯到古典时期的希腊和中国汉朝，它的口头形式可以回溯得更久远。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icily）指出了普世史的一些主要目标：即在一种连贯一致的、统一的叙述中，描述人类世界的共同事务，从而对过去事件做出单一的考量。在连贯统一的叙事中叙述“人类世界共同事务”的意图，源自早期人类社会更加古老的口头创世神话。文字出现之后，人们就尝试以书面形式“考量过去的事件”。这种考量随着文化观念和史学方法的变化而发展演变。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那里，人类史和宇宙史是上帝神圣计划的展开。在伏尔泰和孔多塞等启蒙哲人那里，普世史是进步的，并且在启蒙时代的文明和理性中达到极致。对黑格尔来说，“单一的考量”可以简化为一个信条：“世界历史无非就是理性意识的发展”。（23）
    宏观史学著作在20世纪后半期并没有消失，威廉·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沃勒斯坦、布罗代尔、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皮特·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以及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等人的作品就是证明。但是，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一元化史学似乎经受不起方法论或者伦理的审视。美国学者艾伦·梅吉尔（Allan Megill）在其为《史学家与史学著作百科全书》撰写的普世史条目中说道：“现在所谓的世界史史学的策略之一，就是对史学家选择的世界不同地区进行有限比较，希望借此得出结论。这种作品显然不是过去那种普世史，而是标志着它的缺席”。在马妮·休斯-沃灵顿看来，如果不存在大历史，那么这种缺席无疑会成为一种事实。（24）
    “大历史学家”对一个“单一的……连贯一致的故事”的兴趣，使得他们成为普世史学家（universal historians）。不过，他们在两个方面对普世史进行了改造。首先，与以往所有普世史作品相比，大历史在时间上回溯得更远。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从地球的地质概况讲起，在此之前没有历史，因为太空是“冰冷的、无生命的和空旷的”。多年前，绝大多数人（包括科学家）相信宇宙是静止的、没有变化的和稳定的。现在，科学家基本上都同意宇宙有一个起源，即始于大约130亿年前的大爆炸，它扩张、冷却、变化，它在未来的很长时期内依然如此。大历史学家也认可宇宙大爆炸这个起点。（25）
    其次，大历史偏离了早先普世史的文化关注和人类中心论。在普世史学家笔下，地球和生命的起源与发展只不过是人类历史的序曲，人类（受过教育的男人）是独特的、最高形式的生命存在。最近，与历史有关的自然科学表明，这种观点是脆弱的。比如，微生物学就揭示了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微生物，进化生物学表明我们并非与进化和灭绝毫无干系。大历史将人类重新安置到生态区、地球上以及宇宙中。它表明，我们人类是一种很渺小的、具有破坏性的和晚近的现象。一旦接受这种大视角，“人”就消失在历史中了。这种人类观与传统史学寻求个体和行动者的期望是对立的。由此可见，我们无法将大历史纳入“历史家族”而让这个家族毫发无损。因为历史早就习惯了把人视为自治的、独立的“自我”。我们早就习惯于这种审视个人行动的视角，而忘记了其他可行的视角。大历史有助于我们通过不同的时空范畴来观察过去，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模式，比如“体系”（regimes）、“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负熵”（negentropy）或者“宇宙演化”（cosmic evolution）。通过大历史，历史学家就能够对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谓的“知识的统一”做出贡献。（26）
    克里斯蒂安也就大历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做出了讨论。他指出，世界史学家也需要将自己的学科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来考察。但是，在他看来，他们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充分的探究。“世界史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类史当作单一的、连贯的故事，而不是不同社会的故事的总和……询问世界史的背景，也就是询问人类在更宏大的万物方案中的位置。”我们可以将世界史视为史学和其他研究时间变化的学科（从生物学到宇宙学）之间的自然纽带。“世界史的书写，也需要认真地将人类的历史置于其他故事的背景中，甚至包括地球和宇宙的故事背景。这意味着要更多地利用相邻领域专家的见解。正如阿波罗号飞船拍摄的照片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观察整个地球一样，从外部来观察世界史，也有助于我们更轻松地理解世界史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有助于识别世界史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题和问题，也有助于理解它根本的内在一致性。”（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