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未完成的叙说：民族主义、地缘政治与国家认同
    利比亚政治共同体建立之后，家族和部族认同仍然是社会同化与阶层融合的阻力，致使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淡漠。因此，对于利比亚来说，国家认同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利比亚当时存在两种实现国家认同整合的政治文化资源：昔兰尼加的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69)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前者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宗教民族主义在利比亚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存在严重缺陷。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仅限于利比亚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承认伊德里斯国王是利比亚的政治领导人，而非宗教领袖。(70)与此同时，宗教民族主义与利比亚的家族和部族认同相互影响，并不是一种打破狭隘认同观的革命性力量。因此，利比亚的宗教民族主义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动员，构建有效的国家认同。就利比亚统治者而言，国王尚缺乏国家认同构建的自觉性。国家认同构建本身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为，执政者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伊德里斯国王仅认同狭隘的部族和宗教共同体，对国家构建缺乏真情实感，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并不具备产生国家认同的充分条件。这也是利比亚国家认同构建的制约因素。
    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利比亚的一些学生和军官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利比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受埃及的影响。当时埃及对利比亚的影响仅次于英国，埃及在昔兰尼加地区的影响甚至强于英国。埃及和利比亚地缘上接近，利比亚新政府雇佣了大量埃及行政官员，学校中的许多教师都来自埃及。(71)这些人将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利比亚。利比亚民族主义者倡导阿拉伯统一和社会公平，希望强化国家认同，反对帝国主义等。(72)这些政治和社会主张与伊德里斯王朝所奉行的亲西方和反对阿拉伯统一的政策相悖。伊德里斯王朝最终为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取代。卡扎菲执政后，在国家认同构建理念上一直徘徊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利比亚国家主义”之间。在理论上，卡扎菲的“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试图把“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结合在一起。但在现实操作中，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超国家特点，二者往往存在着现实的矛盾，这也是卡扎菲推进泛阿拉伯主义联合行动多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每当利比亚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时，包括利比亚在内的每个阿拉伯国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现实的、具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历史上阿拉伯大帝国的昔日辉煌。卡扎菲的激进做法，如鼓吹推翻阿拉伯君主制，支持摩洛哥军官推翻国王，在阿拉伯峰会上用手枪逼迫约旦国王侯赛因退位以及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恶言相向等，均使其所谓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流于形式。同时，卡扎菲依靠自己的卡达法等亲属部族来统治国家，打击其他部族，造成任人唯亲和裙带资本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卡扎菲求助于部族主义、依靠强力来维持自我统治的做法也使其政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某些特征，这对于构建现代国家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独立后的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仍然没有摆脱大国的控制与影响。大国之所以将利比亚问题交与联合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和大国矛盾，确保自己在利比亚的利益得以保全。利比亚的财政援助资金和专家都来自西方，君主制政权允许美英分别租借惠勒斯(Wheelus)、阿丹姆(al-Adem)等军事基地，其原因有二：一是伊德里斯出租军事基地换取欧美国家的援助资金以渡过财政难关。1959年末，美国援助利比亚达1亿美元，利比亚成为美国无偿军事援助数额最大的国家之一。(73)从1964年美国国务院与利比亚驻美大使阿比迪亚(Abdia)的电报往来可以看出，利比亚石油收入还不足以支撑国家发展计划，利比亚迫切需要美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援助。而美国则需要利比亚的惠勒斯军事基地。(74)二是大国仍在利比亚进行暗中博弈，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很难摆脱西方的影响。1953年7月29日，利比亚和英国签署友好条约，以加强二者两个世纪以来的友谊。(75)1954年，法国和利比亚签署友好条约，以确保法国在费赞地区的影响。(76)
    而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向西方国家出租军事基地等亲西方行为，引起了国内民众对大国干预利比亚内政的抗议，削弱了前者的政治合法性。伊德里斯国王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1964年3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伊德里斯国王再三要求美国废除惠勒斯基地租让协议，以便制止风起云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挽救风雨飘摇的赛努西君主制政权，(77)甚至以退位相威胁。(78)而事实上，美国和英国已经同意在基地协议上做出让步。(79)但还没等美英做出反应，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已经在1969年被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利比亚联合王国难以在东西方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亲西方的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在民众中威信扫地。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亲苏仇美，支持中东的极端组织和输出革命，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与西方国家交恶不断，并招致国际社会的孤立。进入21世纪，利比亚通过交出“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赔偿遇难者家属、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放弃革命民族主义，试图实现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与西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80)由于利比亚在非洲的地位突出，欧美国家一直对利比亚石油产业参与较深，特别是法国。法国之所以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政治变局中充当急先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关心本国企业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2011年，以美国和法国为首的北约，配合利比亚政治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袭击，则是大国干预利比亚的历史重演。
    1969年，赛努西君主制政权被推翻，标志着利比亚国家认同构建的第一次失败。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标志着利比亚国家认同构建的第二次失败。如今的利比亚国家构建正处于解构与建构之间，政治重建前景渺茫。利比亚国家构建的艰难历程说明，与地缘政治、大国干预以及相伴生的部族社会、地方政治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宗教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要想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需要正视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因为利比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与地缘政治乃至大国博弈下谋求国家构建的，宗教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最清楚利比亚是在何种历史境遇下建立政治共同体然后才致力于建立公共行政机构，建设共同的教育体系、法律制度、语言及国家象征体系，弥合各族群的矛盾，从而推进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利比亚国家构建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克服地缘政治对其内政的播弄，并建构一种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政治制度，切实完成国家建设的诸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