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还认为，组织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绝对不能搞强迫。他在1925年曾经指出，直到最近农民对合作社运动还不怎么信任，究其原因是合作社还有很多从军事共产主义继承下来的缺点，针对这一点布哈林强调，合作社必须实行完全自愿的原则，实行社内民主制即管理委员会和一切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因为农民不会把股金委托给“完全由上面委派的人”，而希望有他们所认识、所信赖的人。只有这样建立的合社社，农民才会感到放心，感到同自己休戚相关。党是依靠贫农和中农的，但在选举中“必须靠说服来竞选”，并且必须由农民自己选举。另外必须把政社分开，“使合作社摆脱多余的、应当直接由国家机关去解决的任务”，例如不应当让合作社去收税。“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应当成为提高他们经济的机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两个任务：“第一，在经济上巩固合作社的任务，即积累合作社的‘资本’的任务，提高合作社周转额的任务等等；第二，吸引群众参加合作社建设事业的任务，如果不把群众吸引过来，那么，合作社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20）
    布哈林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合作社进行了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是什么样的合作社，即使是由劳动农民组织的合作社，也都必然依赖或受制于资产阶级银行及其他大资本组织，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庞大经济机器的部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也就是“长入到一般资本主义机构中去”。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发展的总的框框是由大工业、交通运输业和信贷体系都受无产阶级国家支配这一点决定的。在这里国营经济越巩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就越发展，中农和贫农的合作社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的支持。因此，“农民合作社必然长入无产阶级经济机关的体系中去，正如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它长入资本主义经济机关的体系中去一样。”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种长入并不是自发发生的，而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国家的资助、扶植下，社会主义工业的大力援助下进行的。“如果农民合作社将整个地长入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体系，那么，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这将意味着工农联盟的加强，这将意味着我们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步前进。”（21）说布哈林鼓吹农村自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符合事实的。
    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
    经济建设中必须保持经济平衡，按比例分配劳动，这是布哈林经济思想中的基本出发点。
    布哈林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中提出了一条“劳动消耗规律”，并作了论证。这一规律是以马克思的一段论述为依据的。1868年7月11 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上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22）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按一定的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布哈林认为这就是“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自觉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而要由价值规律来自发调节，所以劳动消耗规律是披上价值规律拜物教的外衣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劳动消耗规律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逐渐由价值规律调节向计划调节过渡。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价值规律之所以仍起作用，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有私人经济，农民的小经济，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同国营经济联系，同时这些小商品经济是难以完全纳入计划的，只能通过价值规律对他们进行调节。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消耗规律才能和自觉实行的劳动消耗额相符合，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到这时候这一规律才完全脱去价值规律的拜物教外衣，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23）
    这里有一个价值规律同计划的关系问题。当时托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原则同商品资本主义原则斗争的时期，同计划相适应的调节者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同自发势力相适应的调节者则是价值规律。这样，在过渡时期就有两个互相对立的调节者。
    布哈林则认为，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统一的调节者，这就是劳动消耗规律。但是用以实现这一规律的机制则有两个，这就是计划和价值规律，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计划的制订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的因素，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计划实现平衡。价值规律最后“只能转变为普通的劳动消耗规律”。（24）
    在二十年代中期俄共党内曾有过关于计划的争论。当时托洛茨基派认为，经济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如销售危机等等，基根源在于缺乏完整的计划。对于在过渡时期需要制订国民经济计划这一点布哈林是同意的，他写道，过渡时期的社会是某种统一体，制订计划就是要把国民经济的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消灭比例失调现象，保持动的平衡。但是他警告说，不要把计划看作是万能的、绝对的。过渡时期的计划只能是相对的，这是因为“计划因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起同样作用的各自发因素的预见上的。”（25）这里的难点是如何确定国营工业同农民市场的关系问题。农民市场是许多自发因素的合量，这些因素包括粮食产量、商品粮食额、全部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商品量以及价格等等，对这些因素只能作预测，而无法确定准确的数字。在这种基础上制订的计划自然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理想的”、“完备的”计划。就工农业关系来说是这样，就工业内部来说同样如此。布哈林断言：“‘自在’的，即与农民市场无关的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的概念是一种荒谬的概念。”（26）尽管如此，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导的责任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尽量做到计划的动的平衡，保持必要的经济比例。他认为，这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计划领导机关由于某些失算而破坏了必要的经济比例，那就会造成一种可以被阶级敌人轻而易举地加以利用的局面，同时也会损害工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