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史家近几十年来在西欧中古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用力甚多，成果颇丰，令人关注。对中古早期诸多问题的讨论，不仅拓展了视野，也将认识导入更深的层次。一些学者呼吁应当承认“中古早期”这一学术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威克翰(C. Wickham)指出：“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其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合法性，绝不能以事后之见视之。400-1000年这一漫长的时间跨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绝不能以此前或此后的历程主导之。”①麦基特里克(R. McKitterick)针对中古早期的政治历程强调：“尽管罗马遗产的力量长期存在，但在6、7、8世纪中发生的欧洲政治结构，应当按其自身来认识。把早期欧洲诸王国作为后期罗马帝国社会和政治模式的凌乱的翻版，是错误的，将其作为欧洲在11世纪以后出现的那种模式的雏形，也是错误的。”②英尼斯(M. Innes)也认为，不能将中古早期的政治与政府看作只是典型封建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视为罗马制度的衰落与退化，应当让中古早期自身来说话，“中古早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有其自身的合法性”。③
    西欧中古早期的国家问题是当代史家着力探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论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古早期的政治权力明显有别于罗马国家，当然也不同于近代国家。中古早期的王国不是罗马国家的延续，也非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某种不完整的、模糊的投射，这是当代论者的基本共识。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直线的、目的论式的传统解说，在当代学者中不再具有普遍认同。④论者普遍提出，中古早期的政治权力应当依其自身进行解释。在这一理路之下，论者对西欧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早期王国能否纳入“state”这一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范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关系、王权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实质是中古早期国家的性质和特点问题。这些讨论不仅涉及中古国家与近代国家的联系与区别，也联系着中古早期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应当引起重视。本文拟对国外学者的相关探讨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初步阐发一些看法，旨在引起更多学者关注。
    一
    欧洲西部地区从后期罗马帝国走进中古时代的历程，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国家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帝国转变为由众多王国构成的世界。⑤显然，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时间跨度达几个世纪。讨论中古早期的国家，首先涉及的是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者的视角。用佛拉克里的话说，如果站在500年，我们仍然可以将欧洲文化归入“古典晚期”；到700年，“我们就牢固地站在中古世界了”。⑥此时中古文明的自我认同形成了：8、9世纪以来的史书作者，不再将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追溯到罗马，而是归于自身。佛拉克里讨论了这些作者的历史观：
    对于英格兰的比德来说，历史事实上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岛，中心内容是这些入侵者皈依基督教，所以集中叙述7世纪。在意大利，执事保罗写了伦巴德人的历史，而他对伦巴德人早期的历史或起源所知极少。就像比德的作品一样，保罗的史书具有强烈的当代信息。在法兰克，加洛林人的新王朝从事一项特殊的实践，即通过贬低前王朝来证明他们夺取权力的合法性，由此大力诋毁墨洛温王朝。他们撰写的其实也是新近的当代史。所以，在上述所有三个地区，与罗马的连续性这种意识中断了。⑦
    历史从后期罗马帝国演进到中古时代，既有连续也有断裂。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文化、法律等不同方面着眼，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政治和政府层面在这一历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向来作为历史断裂的重要论据。近来论者却普遍用“同化”和“转变”描述从后期罗马帝国到中古时代的过程，包括政治和政府方面的演化。所谓“同化”，其实是强调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等多方面因素的融合，所谓“转变”，是指“同化”的同时，也是适应各地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过程。中古早期的王国根本有别于罗马政治，它们的确立和发展，是“转变”的结果。仅就这一结果来看，从后期罗马帝国到中古时期的政治和政府演化，似乎仍然可以说是断裂，或者断裂大于继承。然而就过程来说，中古王国的发生和发展既是各种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选择”和“调适”的过程，从而实现了从罗马向中古社会的“转变”。其间，一些罗马传统和制度是逐渐消退的。对此，麦基特里克提供了如下看法：
    在西欧所有新发生的这些王国内，各地对西罗马皇帝的消亡引起的政治振荡的反应大不相同。但是，根本不存在外来的政治制度生硬而直接地强加在被征服者的身上的情况。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西哥特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东哥特人、伦巴德人等这些新来者，通常在5世纪结束以前很久已经相当程度上与他们定居其中的人群通婚，并吸纳他们的语言、制度和文化。虽然日耳曼很多部族属于阿里乌斯派而非天主教派，并且是在定居罗马帝国以前成为教徒的，但大部分在后来都成为正统教派。前罗马各行省极其牢固的天主教教会制度，对于日耳曼人皈依正统毫无疑问施加了强大压力。同化和转变是极其缓慢的过程。罗马的传统和制度有很多消失或者变得多余了。⑧
    论者指出，罗马制度与中古早期王国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对官员和军队的回报或支付方式上。前者付以薪酬，因而依赖征税；后者授予土地，因而依赖对土地的直接占有。当然这一点在历史过程中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中古早期王国并非没有税收，7世纪以前的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仍有征税制度，通常认为在600年时还可以见到土地税的痕迹。⑨但这些税收对于王权是不重要的。“对服役和效忠义务的基本回报现在是土地，而不是金钱”，如果伯爵、公爵本人不占有土地，没有军事随从，伯爵、公爵这类头衔也就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土地政治”。⑩威克翰把征税对于政治权力的不同意义，作为罗马制度与中古早期王国的一个重大不同。他认为伴随西罗马帝国解体发生的一个根本变化，是税收制度的崩溃，“因为建立在征税之上的政治制度，在其基本结构上与没有税收体系的政治制度大不相同”。中古早期的所有回报都是由“土地政治”的逻辑主导的：“割让土地及其用益给官员或其他强大的贵族，以换取他们的回报。”(11)然而，即便是建立在征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逐渐被“土地政治”取代的过程，在当代论者的笔下也仍然可见某种历史的连续性：
    在中古早期，豁免权的机制有可能完全瓦解土地税的制度，因为土地税到7世纪早期已经消失了。有文献可查的豁免权出现的时间晚于土地税的消失，但是或许其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享有豁免权的人或机构承担的役务与向公众征税的原则，全然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世俗和教会要人扮演了政府的不能缺少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与古典晚期的某种连续性是明显的。例如，随着常备军的消失，移交给贵族的不再是征税之责，而是战争和军事的组织工作。(12)
    麦基特里克还认为，在法律方面，中古早期与罗马世界的连续性最为显著。“根本不存在罗马法的衰亡，只存在一个逐渐调适的过程。”(13)还有学者指出，中古早期有关土地占有的法律，大部分出自罗马法，即使这并非意味着可以直接按法条的字面意义理解中古早期土地占有的规则。(14)
    从上述内容可见，当代论者一方面指出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之间的“断裂”，另一方面仍然试图探寻其间的连续性。然而，中古文明毕竟是从一个新起点上开始的。这个起点已不再是罗马文明的延续，否则“转变”就无从谈起。或许是针对一些传统认识中的某种偏颇，论者现在比较强调中古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连续性，重视不同因素间的“同化”和历史“转变”的渐进性，这些意见无疑是合理的、可取的，但似无必要由此否认中古文明赖以立足的新起点。各种因素的融合以及与之同时发生的“选择”和“调适”，共同准备了中古历史的新起点。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的“转变”，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内的表现，可谓千差万别，以致对其特点进行归纳是非常困难的，但还是可以抽取其共性。威克翰、罗伊特(T. Reuter)对中古早期政治权力的特点作了简要的论述：“中古早期政治权力的特点是互相矛盾的：既软弱又强大。即使在直接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演化过来的地区，中古早期的政府跟罗马国家相比也要穷得多，软弱得多”；然而在整个中古早期，政治权威却在广大范围内存在并与地方大土地占有者的权力相结合，这种公共权威“既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15)显而易见，这里说的中古早期政治权力的“软弱”与“强大”，是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与范围来说的。也就是说，从后期罗马帝国到中古时期，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的控制力度与范围上经历了明显的“转变”，那么发生这一转变的起点在哪里呢？
    社会结构和国家是从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用来分析中古早期王国的发生和发展是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有关西欧封建社会发生的论述，至今读来仍然是有启发的：
    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旷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连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开始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16)
    这里论述的是西欧“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实为我们认识中古早期政治权力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当代学者认为，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和后果，然而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的“转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罗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衰退，因为“位于罗马文化之中心的地中海经济圈的解体，是缓慢和复杂的过程”。与此同时，“欧洲文化重心向北移”，北海经济圈形成。(17)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一系列变化，中古文明在一个比古典文明宽广得多的舞台上展开了。这就是中古早期政治权力赖以发生与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