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行商品交换，由于存在各种自发因素，所以在过渡时期价值规律仍起作用，劳动消耗规律部分地仍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因此制订计划时要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但是随着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计划原则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将逐步缩小，“社会主义计划原则胜利的过程无非是劳动消耗规律脱去自己身上罪恶的价值外衣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是社会基本调节者消除拜物教的过程。”（27）按照布哈林的看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那时的经济平衡就可以完全按照计划来进行了。但在这之前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在生产的发展中消灭价值规律。用布哈林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价值规律‘帮助’我们--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并准备着自己灭亡的条件”。（28）需要说一下的是，布哈林那时所指的社会主义是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社会，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
    布哈林警告说，国民经济如果违背基本的比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会出现经济危机，“独特的‘危机’”。他指出，过渡时期如果在生产和消费各部门之间，生产的各部门之间失去正确的比例，失去“动的经济平衡”，那就会出现危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同，这种危机具有“颠倒的”性质：前者是积累过多，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而这里则是资本缺乏，商品荒，求过于供。布哈林指出，这里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在某一时刻落后于更为迅速增长的需要，这是正常现象，它表明社会确实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需要的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另一种是商品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是一种破坏再生产过程的危机性质的因素，是在经济平衡条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出现的，是由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造成的。但是，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并不存在必然产生危机的基础，但必须注意保持基本的比例关系，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保持高度警惕，“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方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29）
    马克思在致库格曼信中所讲的是各种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布哈林注意到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结合苏联过渡时期的实际提出劳动消耗规律，（这个名称是否恰当，实际上无关紧要），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应逐步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是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尽管说法、表述不尽相同，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思想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
    工农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
    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是布哈林经济平衡观点的基本依据，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布哈林要求工农业平衡发展，要求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保持平衡发展。
    农业问题的正确解决与否直接影响工业的发展。而工农业关系上的根本问题是保持工农业的平衡发展，还是片面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问题；是从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出发，根据实际可能稳步发展，还是脱离实际片面追求发展速度问题。关键是把农业放在什么位置上。
    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到并提出了这一问题，引起了全党的重视，但是他的解决方案却是错误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有一个剥夺农民的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同样必须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他写道：“这个或那个转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愈是小资产阶级的即农民的国家，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得到能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那种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不得不依赖于把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收归公有的程度就愈大，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愈不依赖于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30）简单点说，积累的来源是剥夺农民。他把这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这一规律的提出引起了同布哈林的一场争论。布哈林把他的论点归纳为两点：“1.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剥削小生产者进行的；2.这些小生产者无非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31）从这一规律得出的实际政策就是向农民征收贡税，扩大剪刀差，即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去，以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
    布哈林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其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来自农业，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手段取得这笔资金。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把农村看作殖民地，而应把它看作市场。苏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工业比在旧制度下更加依赖于农民市场，这是因为：1.由于不再执行掠夺扩张政策，因而失去了国外市场。2.由于取消舰队等巨额军事订货，军工必须转向民用品生产，首先是农业所必需的用品、农具。3.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影响的政治需要也要求更加重视农民市场。（32）
    从政治上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必须为其政治领导奠定经济领导的基础，而要奠定经济领导权，首先必须“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33）从经济上说，“无产阶级工业只有依靠农民市场，才能起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34）布哈林用这样一段话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
    “我们的工业发展依赖于农民。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进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35）因此必须关心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