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扩大农村市场容量和发展工业出发，布哈林号召农民“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他说：“农民积累就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36）
    相反地，如果把农村看作殖民地，看作剥削对象，用不等价交换的扩大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大量攫取资金，虽然从短时期来说能很快得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但从长远看必然搞得民穷财尽，市场容量缩少，使工业失去广阔的农村市场，最后造成工业本身停滞甚至倒退，“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布哈林认为，这种做法无异是“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37）他提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全部工业产品的40％和轻工业产品的60％都是在农村市场销售的，沙皇制度崩溃的最深刻的真正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38）
    这就涉及价格问题。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用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品，用低价收购农产品，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布哈林认为这是“一种行会的、狭隘的、笨拙的、目光短浅的政策”。（39）他在批判托洛茨基派的经济纲领时指出，有两种社会主义积累方法，它表明了两条政治路线：1.反对派要获得单位商品的高额利润，而中央则是要获得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这样在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就能获得大量的利润。2.或者说，反对派指望卡特尔的超额利润，而中央关心的是低廉的价格和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3.也可以说，反对派的政策是把重心转到垄断国家的支援上，而不去组织各种经济因素，不去进行技术改良和发展生产力，而中央的立场恰恰相反。4.在拨款方面，反对派把重心放在国家补贴上，中央则是放在向银行贷款过渡上。5.反对派指望有可能在高价的基础上立即获得一笔用于工业的巨款，而中央则指望组织经济因素，加速周转，提高资本的利用率。（40）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反对派主张高额利润和高速度的社会主义积累，而布哈林则主张最低的利润和低速度的积累。布哈林反驳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没有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他不是笼统地主张最低利润，而是主张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不是笼统地主张积累的低速度，而是主张不脱离农民经济，而归根到底是要获得比较高的，最高的积累速度。他解释说，如果从单位商品上拿得少些，但能扩大农民市场的容量，同时既缩短生产时间，又缩短流通时间，从而加速资本的周转，那么开始时固然走得慢些，随后完全可以赶上并超过反对派方案所要求的积累速度，把它远远抛在后头。他援引列宁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论据：“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然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41）布哈林这里提出的用薄利多销的办法加速资金的周转和积累的主张是比较现实的。
    布哈林特别警告注意防止“工业走上因垄断而腐朽的道路”。当时托派主张利用无产阶级国家拥有的垄断地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把国内全部大工业集中到一个托拉斯手中，即集中到工人国家手中，大大增加了在垄断基础上实行这样一种价格政策的可能，这种价格政策仅仅是向私有经济征税的另一种形式。”（42）布哈林指出，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虽然得到“现成的”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是由此也产生出“寄生的腐朽和停滞的危险性”。（43）他举1923年秋出现的所谓“销售危机”为例，照理滞销会促使价格下降，但是事实不然，价格并没有下降，原因就在于“有工业中的百分之百的垄断”。这种特权地位就形成“垄断的腐朽”现象。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享有行政特权，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遇到困难和商业周转不灵就向国库伸手，靠对社会主义祖国有功而索取贷款，等等。布哈林指出无产阶级拒绝利用垄断地位是荒唐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他列举三种不同的利用办法：1.利用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政策。这是垄断经济寄生性腐朽的最高表现。2.确定价格不变。这将是“正常的”腐朽，经济停滞，国内积累极端缓慢，经济萧条。3.确定越来越低的价格。这将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扩大等等的表现。这是前进运动，也就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是以最高的积累速度运动的表现。（44）布哈林总结扩大剪刀差的恶果时指出，这种做法虽然有一两次在短期内收益甚多，但最后却陷入了绝境：市场缩小了，销售危机掐住了工业的脖子，再生产过程停顿下来了。但是，只要一压低价格，就出现了新情况：“1.工业发展速度大大提高，开始求过于供；2.工业利润并没有消失；3.积累的速度加快；4.与此同时，农业也开始更快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5.结果是经济获得全面发展。”（45）布哈林告诫说：“我们的‘官办’工厂……丝毫不应该具有垄断资本主义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不懈地努力扩大生产。”（46）
    可以看出，同样是主张从农村取得工业化的资金，但方法却截然相反，一种是利用垄断地位，采用剥削、剥夺的手段，强迫农民“纳贡”，一种是采用经济办法，发展农民经济，用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通过正常的商业活动，用加速流转的办法，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取得工业所必须的资金、粮食和原料。
    在工农业的关系上，布哈林既反对托洛茨基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去的主张，也反对那种要求取消用于工业的一切扣款，以保护农业的主张。他指出，后一种人不懂得农业的发展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拖拉机、化肥、电气化，农业就要陷于停滞状态，不懂得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47）
    1928年苏联再度出现商品荒，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说是工业落后造成的，因此应当加速工业的发展，有的说是农业落后造成的，应当加强农业。布哈林认为，商品荒的出现并不是工业落后于农业，苏联当时工业的发展速度是相当高的，他认为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工业‘落后于’其自身！！”具体说就是：1.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例如冶金工业大大落后），2.工业经常性生产的增长同基本建设的增长比例失调，3.发展的权限取决于原料生产：棉花、皮革、羊毛、亚麻和粮食，这些物质的缺乏大大限制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其中的谷物生产有落后于最低限度的必要速度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