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占突出地位的是基本建设和谷物业问题，其中一个涉及工业内部的平衡问题，一个涉及农业内部的平衡问题。
    布哈林认为，不仅工农业之间要保持平衡，而且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发展。就基本建设而论，由于工业化的进展和需要，当时基本建设纷纷上马，这时扩大再生产和保持工业的高速度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布哈林指出，不能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这里有一个积累的界限问题，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制订基建计划时不能以投资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为出发点，而必须考虑国家的后备情况，包括外汇后备、货币后备、粮食后备和商品后备情况。布哈林尖锐地指出，“从一种在经常没有后备的情况下实施的政策中会闻到一点冒险主义的气味。”（48）他指出，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有供求平衡表，对计划作详尽的供求平衡分析。其次，光有货币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基本建设的物质因素，即保证建筑材料的供应。布哈林指出，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是一种特殊的“货币拜物教”观点。布哈林要求在基建上不要把弦绷得太紧，投资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否则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终减慢发展速度。他把那种不顾实际情况而一味主张多搞基本建设的做法叫做“疯人的政策”。他指出，这种政策会发生连锁反映：加剧商品荒，而商品荒又会引起粮食荒，因为农民如果不能从工业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那么他们就不会出售自己的粮食。“工业品荒意味着粮食荒。”（49）
    在农业内部也有个保持平衡，恰当安排劳动比例的问题。1928年初苏联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收购量大大低于上一年度同期的水平。对产生危机的原因当时有不同看法，布哈林认为，危机并不是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由于谷物业的稳定甚至下降造成的。而造成谷物业生产下降的原因其一是由于谷物价格下降，而技术作物和畜产品价格上涨，粮食成为无利可图的产品，这就使得农民不愿直接出售粮食，而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出卖畜产品，不种谷物而改种技术作物。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也不利于谷物业。大田作物占农民纯收入的39.5％，但占赋税额的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27.8％，但仅占赋税额的5.2％。第三，货币不够稳固，只能起支付手段、流通手段的作用，未能成为农民的积累手段。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宁可用货币购买商品，而不愿把它存入银行。农民也不会愿意出售手头的粮食。布哈林认为，这就是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富农则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兴风作浪。因此必须调整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鼓励谷物生产，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的生产保持平衡发展。此外还需大力扶植个体农户。布哈林指出，苏联当时大约有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或极小农户，粮食的绝大多数是这些农户生产的，居民的大多数也是由这些中农和贫农组成的，他们生活得愈好，生产得愈多，出售得愈多，对于苏维埃国家就愈好。因此必须关怀这些农户，改善他们的个体经济，但改善的办法不是立即把他们组织进集体农庄，因为要根本改造农业，真正广泛地过渡到集体大经济，需要有新的技术，而苏联当时还缺乏这种农业机械。
    基于这些考虑，布哈林坚决反对把临时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非常措施常规化，认为这虽能救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违背新经济政策的。由于实行非常措施，从1月到3月底共收购了两万七千五百万普特粮食，即多收购了一亿一千万普特，这期间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但是4-6月虽采用了非常措施，却连一亿普特都没有收购到，而这时期触动的却是农民的“防荒粮”。动用非常措施去收购农民的“防荒粮”，这打击的显然已不仅是富农，而且还有中农甚至贫农了。这一情况也证明布哈林反对把非常措施常规化的主张是正确的。事实上布哈林对粮食危机的分析是同1928年联共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的精神一致的，（50）也是切合苏联当时的实际的。
    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
    国内战争结束，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对苏俄通过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根据列宁的几个简短的提示，设想了一条和平的、渐进的道路，并用“长入社会主义”一语来说明自己的设想。即：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之初，无产阶级首先必须通过一系列社会化措施剥夺剥夺者，镇压剥削阶级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残酷的国内战争反过来为国内和平即无产阶级支配下的国内和平所代替。”（51）在这之后，新社会即开始了有机的进化发展，即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
    布哈林所说的“长入”，强调的是过渡时期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整个过程的有机性质，这种有机性质具体说就是和平的、渐进的、进化的过程，它否定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第二次革命，搞猛烈的破坏。他说：“在我国条件下，猛烈的破坏，消灭我们的国家，加剧矛盾和炸毁社会的路线，这是反革命的路线。”
    “长入”理论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整个社会通过有机发展长入社会主义。第二，广大劳动农民通过合作化长入社会主义。第三个方面是富农的长入，这说的主要是富农的信贷合作社通过信贷关系长入国家银行、信用机关的体系，但是布哈林认为，它们并不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成分，而“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52）。他认为最后解决城乡资本主义问题的办法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无产阶级国家还可以采取诸如征收高额税等行政措施去对付城乡资产阶级。可以看出，布哈林主张的是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式（由武装斗争、暴力镇压改为以经济斗争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阶级斗争或“熄灭”阶级斗争。
    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同城乡资产阶级进行竞争以至排挤他们，都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他要说的仅仅是发展的有机性质，而决不是发展的自发性，是资产阶级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而服从和屈服的被迫性质，而决不是自发自愿性质。布哈林所说的和平是指国内和平，是相对于国内战争而言的，这种国内和平并不排除阶级斗争，相反地，它将为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创造一个正常的阶级斗争环境，因为单靠战争和暴力是不可能最终消灭剥削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