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论的中心思想是要证明欧洲对美国的影响只限于东部沿海一带,往西就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美国的文明和传统,美国的文明产生于西部。用特纳的话来说,只有大西洋沿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边疆。在向西推进中,边疆愈来愈成为美国的了。”(56)至于美国文明传统为何能够产生于西部,特纳则用西部的特殊环境来加以解释。他认为西部荒原和森林的严酷的自然条件迫使来自欧洲的移民抛弃他们在欧洲享受的一切物质文明,生活在原始状态的社会中,并且用自己的双手重建一个文明社会。由于美国西部存在着广大的自由土地,边疆总是随着人们的西进而不断推移,这种重建社会的过程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结果使得一代又一代移民不仅在改造荒原和森林中重建了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美国的民主制度、民族性格随之产生。特纳的结论是:“民族主义的成长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进都取决于边疆的进展。”(57) 如果特纳的边疆论只是论述美国文明的起源,那末上述论点还可以算是西进运动史学中的一种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特纳把这个论点加以引伸,使之成为宣扬侵略扩张的理论。特纳的活动边疆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特纳把边疆的不断推移和扩展作为美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并且公开为征服和扩张辩护。他宣称:“拓荒者首先的理想就是征服的理想”,“……美国人民从不断扩张中获得他们的性格。……美国的精力将继续要求一个更广阔的用武之地。”(58)起初,特纳所指的扩张范围还局限于美国现今的西部地区,而在“自由土地的供应耗竭,同时作为美国发展的有效因素的西进运动宣告终结”(59)以后,就把扩张的范围扩展到美国国土以外。他说:“无怪乎我们发现美国又再度卷入世界政治。……西班牙战争尚未处理的岛屿: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以及夏威夷群岛、古巴、巴拿马地峡运河和中国所呈现的问题,这一切都指明了国家大船的新航向,于是我们转而注视海外。”(60) 后来,特纳的继承者又进一步引伸了这个说法,使之具有更明显的扩张主义色彩。R·F·尼可尔斯认为,西进已经不能说明新的历史情况,“关于美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更现实更详尽的学说无疑是将由一些新特纳来创立。这种学说可能仍旧以人口移动这一重要因素为依据,但是这种移动不是单一的向西移动,而是一种复杂的伸向四面八方的运动。”(61)不幸的是尼可尔斯的预料并没有错,后来果然出现了新边疆论者。他们时而说,美国的新边疆在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时而又说在莱茵河畔。总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美国的新边疆推进到世界上任何地方。这简直是十足的侵略扩张理论。 更有甚者,特纳还把西进运动和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说成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源和缓和社会矛盾的“安全阀”。特纳的错误就在于过分夸大了西进运动的历史作用,把它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和解释一切历史事件的唯一根据。实际上,西进运动是资本主义向西广阔发展,即资本主义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内。超越这个范围来评价西进运动,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边疆学派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一批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纷纷起来批判特纳的学说。批判主要是围绕三个论点进行的: 一、边疆的西移不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也不能解释一切事件。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查尔斯·比尔德在《新共和》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认为:“自由的边疆曾经对美国发展起过一系列的作用,然而作用有多大?什么性质的作用?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坚信,它是不能解释美国发展的。”“我认为,特纳过高地估计了边疆经济对民主思想的增长、国家政策的形成以及宪法解释的影响。”(62)哈克明确指出,边疆论不能正确解释美国历史,“只有通过对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进行研究,我们才可能看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实质和复杂性。”(63) 二、西部边疆不是美国民主的发源地,哈佛大学教授赖特发表文章指出,“民主来自美国森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它的基本原则是装在苏珊·康斯坦号船上运到弗吉尼亚的,是装在五月之花号船上运到普里茅斯的,是由成千的接踵而来的船只运来的。”(64) 三、边疆学说缺乏科学的论证。耶鲁大学教授皮尔逊认为,特纳的许多结论都缺乏证明,“往往使用同样的语言,甚至从未使用新的调查材料加以验证。”(65) 在上面提到的史学家中,哈克的批判最尖锐,他公开号召说:“下一代历史学者需要摧毁特纳的捏造,这些捏造不仅是‘虚构’的而且是绝对有害的。”(66) 然而,迄至今日,特纳学派在美国西进运动史的研究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特纳的学生和继承人帕克森、谢弗、默克和比林顿都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和知名人物。1980年默克所编写的《西进运动史》和1982年比灵顿的新版《向西扩张》都是研究西进运动的重要著作。 另一方面,五十和六十年代,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完全抛弃了特纳边疆论的观点,重新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转而研究城市史、边疆结束以后的西部史和西部经济史,其中以西部经济史的研究开展最为迅速。1964年,杰拉尔德·纳什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西部经济史》(67),强调这个新的研究项目的独立地位。1966年,吉恩·格雷斯利主编出版一本专门论述经济史问题的专集:《美国西部--新的倾向》,该文集已经作为第32卷收入怀俄明大学丛书。 对于西进运动史的估计和研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美国资产阶级西进运动史学曾经经历过反动时期,并为扩张主义者所利用。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以后,才出现了比较激进的趋势,重新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目前逐渐走向具体的和比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比较史学方法也开始运用于西进运动史的研究。俄克拉荷马大学先后出版了两期《边疆--比较研究》。1980年,杰罗姆·斯蒂芬的《比较边疆:对美国西部研究的一个建议》也问世了。而西进运动中的印第安人血泪史已经成为印第安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起来说,美国的西进运动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开发西部的一个历史过程。屠杀印第安人、侵略扩张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都是这个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罪恶现象。我们揭露和批判这些罪恶现象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而不在于全面否定西进运动的作用。揭露和批判只是研究西进运动的一个方面。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西进运动,曾经长期独霸美国史坛的特纳学派暴露了明显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不同意特纳学派的观点。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进运动史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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