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风海岸有位大贩奴商佩德罗·普兰科（Pedro Planco），人们称他为唐·佩德罗。他在蒙罗维亚西北方的加利纳斯河口发展他的事业，建立了10-12个奴隶屯集站，可容纳1,000多名奴隶。在一个岛上建有他的宫殿，妻妾成群。1839年他退休时，据说他的财产近100万美元。（34）
    19世纪40年代最著名的贩奴商是维达的弗兰西斯科·费利克斯·达·索萨（Francisco Felix da Souza）。他是个混血种的巴西人，会讲西班牙语、英语和埃维语、约鲁巴语等多种语言。1818年他全力支持盖佐通过军事政变登上达荷美王位。之后，他被任命为管理居住在维达的欧洲商人（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葡牙人）的行政长官，成为国王的挚友和封臣。人称“维达的西班牙人和葡葡牙人市长”、“贩奴商的长官”和“全体商人的首领”。（35）他实际上以维达为总部垄断了奴隶海岸的奴隶贸易。1849年他去世时，葬礼持续了好几个月。19世纪下半叶，一位达荷美商人克韦能（Kwenun）被国王任命为主管对外贸易的官员，其权力跟当年的达·索萨不相上下。克韦能在1850年是维达第三号富商。据说当时维达最大的富商掌握有数千名奴隶。以克韦能为代表的达荷美土著商人的崛起，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巴西克里奥尔商人重要性的下降，以及达荷美本地商人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影响。
    经纪人阶层垄断对外贸易和聚敛大量财富这个事实本身是非洲生产不甚发达的反映。“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36）它使生产从属于交换，而不是使交换成为生产的一个环节。西非沿海在18世纪形成的这种经纪人商业资本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跟政治权力是密切结合的。这是它跟殖民主义入侵以前非洲内地的队商、随同伊斯兰教传播而活跃于非洲各地的伊斯兰商人以及奴隶贸易时期存在的非洲小商人不同之处。这种结合大体上通过两个途径。即官→商或商→官。前一种形式如某些酋长直接参与对欧洲人的贸易，成为商人；或者由土王任命的对外贸易事务的代理人及关税征集者，如达荷美的达·索萨。后一种形式是由经商起家，聚敛财富之后便追求权力或由传统政权授予权力，成为独霸一方的实际统治者。如科芒达的约翰·卡贝斯和阿汉塔的约翰·康尼。两种途径，殊途同归，官商结合，亦官亦商。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中，各种社会关系或者是以天然血缘关系的纽带为基础，或者是以直接的统治和依附关系为基础。生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经纪人阶层及其商业资本当然也受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它必然要寻求与权力的结合才得以生存并确保其发育生长。财富需要得到权力的庇护，而权力又可以确保其增加财富。其二，西非沿海这种经纪人的商业资本没有转化到土地上，没有跟土地资本结合。这是它跟远东19世纪出现的买办资本不同之处。在远东，跟一切古老的国家一样，“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所有权的特别高尚的形式，并且把购买土地看作特别可靠的投资”。（37）从而远东的买办阶级往往把聚敛到的财富转移到土地上，两位一体。因此，远东的买办阶级跟封建土地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西非则不同，土地是村社所有制，不能买卖；而且空闲地到处都有，没有经过开垦，还没有成为投资对象。
    这种经纪人的商业资本也没有投资于实业，转化为产业资本、这些经纪人聚敛的财富，跟奴隶主和封建主一样，被用于寄生性消费而挥霍掉了，有些经纪商到晚年已穷愁潦倒。因此，非洲近代产业资本，或者说非洲的资本主义，不是从这些商业资本直接转化和发展而来的。这些大商人家族后来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而大多衰落下去。只有少数例外，例如，黄金海岸的布鲁（Brew）家族及多哥独立后出任第一任总统的奥林匹欧家族，直到进入20世纪后，在当地的商业及政治生活中仍据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但是，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的传统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当然，他们是不自觉的在起作用。这种经纪人阶层及其商业资本对非洲传统制度起的解体作用仅仅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38）但是，这种解体过程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它受资本主义以前传统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所制约。第二，这个经纪人阶层是非洲人中间最早接触西方近代文明的一部分人，他们本人是为欧洲商人服务开始发迹的。在这过程中接受欧洲人的教育和影响，并常常派子女去欧洲留学。（39）有材料记载，在今几内亚沿海一些地区，到18世纪后半叶，一些归化的欧洲裔商人习惯上至少派一个混血种儿子去欧洲受教育，大多数去英国。因为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将法国从塞内加尔驱逐之后，英语在西非沿海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学成回到西非后继承父亲的商业活动。受其影响，一些非洲人酋长的儿子，在继承酋长职位之前也必须去英国受教育。塞拉里昂居留地在1787年建立之后，这些经纪商和酋长们便派儿子去塞拉里昂接受欧洲的教育（40）。1822年，亚当斯船长在报告中写道：“有许多土著会写英文，最初学会这种本领的是一些到过英国的商人的儿子，……为了使有势力的家族子弟学习这种本领，他们创办了学校，并培养了教师。”（41）所以，在这些商人子弟中出现了非洲第一批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获得了欧洲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渐渐地，他们要求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欧洲类型的制度，如西方的教育、技术、工商业、现代通讯系统、有效的行政管理以至于基督教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