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世纪、近代的社会结构各有特点：古代社会结构的特点是高度离心，西方内部的文明进入外围，野蛮人被并入边缘；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特点是高度向心，整个时代是巩固内部；近代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回归古代结构，个人主义与扩张主义结成一体，吸收东方传统。
    近代西方文明终结论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青春已经消逝，如今已经濒临暮年，这种形势不但成为西方人民大众的普遍感觉，而且已经为美国当权人物所承认。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美国文明已经到达终结时期，需要精神道德的支持。他说：“我想起希腊、罗马时代的一切，现在留下些什么呢？只有几根柱子。在他们非常富裕的时期，有过伟大的文明。到了他们失去了生存和改进的愿望，他们就不得不腐朽，那个文明终于毁灭。现在美国正到达了那个时期。可是，我深信我们还有生命力，还有勇气，还有力量；我们全国各地非但很富很强，而且在道德上、精神上也很健康。”（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年7月6日讲话；1971年7月12 日《总统文献周报》，第1039页）⑦
    “社会宇宙观”是历史连续性的保证。但是“社会宇宙观”不能是永恒的，不但会改变，而且迟早会断裂。为什么“社会宇宙观”会断裂？他们的假设是“结构疲乏论”。
    结构疲乏论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能力就会穷尽。即使西方边缘和边缘外部都起来对抗西方中心，甚至自然界给人类的供应也同时达到了极限，这种困难虽然极端严重，但是只要社会上层分子还有应付办法，整个社会制度并不危险。只有“社会宇宙观”到了绝境，社会上层分子无计可施，结果只有主动让位，或者承认失败，或者与新势力联合，说明社会结构由于疲乏而发生断裂。但是，人类具有自我超越能力，在旧的社会秩序里就已经潜伏着新的“社会宇宙观”，因而就导致未来社会。
    西方中心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新兴生产力导致新的社会结构的论点。他们认为，中世纪不是没有新的技术发现，但是中世纪的“社会宇宙观”不能利用新的技术，只有到“社会宇宙观”发生了变化，才为近代资本主义铺平道路。
    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最致命的威胁是西方社会内在的两种结构的矛盾。
    西方社会两种结构的矛盾西方社会有两种结构：A型结构和B型结构。A型结构是指那些不断增长的人为组织，如极其庞大的官僚机构、人口膨胀的大城市和世界规模的跨国公司。B型结构指那些小型的、紧密的如家庭之类的人类组织。现在A型结构在膨胀，B型结构正在瓦解。A型结构从上而下地使用行政力量协调整个社会。西方世界流行着“政治上不可救药的感觉”（a sense of political helplessness），个人心理状态涣散瓦解，“社会宇宙观”趋向知识专业化，对整体茫然无知。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
    西方“社会宇宙观”危机西方中心论认为人所共知的经济危机掩盖着西方“社会宇宙观”危机。经济危机是供过于求。西方内部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完全能够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需求。但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西方“社会宇宙观”一贯用征服新的市场、创造新产品、扩大武器生产发动战争来增加需求，同时还通过失业和减少工时来减少供应。此外，还指望采取低级工业化的生产方法来降低生产率。实际上，真正的危机是来自当今已经没有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社会宇宙观”。
    西方未来社会论西方史学家认为公元2000年后属于未来的西方社会。潜在的西方“社会宇宙观”趋向破除对A型结构的信念。西方内部趋向新的集体主义的B型结构，如生活公社、生产公社、消费公社，让人类较多地接近人类和自然，减少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未来社会将不是新的生产手段导致新的生产方式，而是颠倒过来，为了探索新的生产方式，而不得不去发现新的生产手段。
    四、几点启示
    当今国外史学思潮本身就是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联想，比如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西方文明已经到了终结，可以联想到当今经济学家提出的资本主义概念：从新史学历史文学的盛行可以联想到市场对历史学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面的史学成就使我们可以吸取不少历史学的经验。
    第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波兰史学界在四十年代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的倾向，对往后史学的正常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波兰没有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是通过认识论对史学本质的深刻理解来克服简单化倾向。所以，波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比较深刻，四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就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第二是封建制度史研究对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非常必要。苏联和波兰在封建社会史的研究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最大的贡献是：他们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证明封建主义的历史与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阻碍多半来自封建主义的遗留。现实生活要求历史学研究封建主义的特殊性，从而有助于克服当前的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