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历史主义观点已经成为对自成体系的传统学科进行历史性考察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一般来说，各种学科均须进行历史性考察，而对于那些注重起源问题和自成体系的学问来说，则更是如此。我们试举两例。不久前，我国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曾以《历史出科学》为题，著文强调历史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观点对于一般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及现实经济规律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说：“总而言之，必须带着历史感或历史观念去对经济问题进行历史的研究，才能总结出经济规律来”。（14）1977年，苏联文学理论界曾就文学批评分析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后来一位科学院院士在总结性的文章中，着重批驳了那种单靠“饶有趣味的假设”、“异想天开的设想”来吸引读者的非科学的“市侩主义”的态度，认为“只有历史主义能使我们从‘科学中的市侩主义’当中解放出来”。故而作者强调：“历史不仅是真理的母亲，而且是对艺术作品作艺术欣赏的起点”。因此，“在所有形式中--从作品原文的历史、生活的历史、文学的历史、一般的历史到所讨论的问题本身的历史--历史的态度是我们科学的‘神经’，作为文学批评来说，也是我们的科学的论据的根源和独立的美的根源”。（15）
    在自然科学领域，恩格斯早就指出整个自然界溶解在历史中，（16）而今自然科学更分门别类地被历史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生物有一部从起源发展到现在的历史，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建立在具有历史性条件的淘汰原理的基础上”。可以说资产阶级竞争社会的历史经验对这个体系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即使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天体形成的天体物理学，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科学”。（17）至于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亦是历史的产物。“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8）这样看来，任何学问没有鲜明的历史感是不行的。而把描述的过去、分析的今天和预测的未来连结在一起的历史学观点，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各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历史主义观点为新兴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且是沟通各个领域进行跨学科交流的基础之一。如果说纵向的传统学科需要进行历史性考察的话，那末一些新兴的横向的理论学科，也同样有一个从历史上追溯源流的问题。因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9）从而把它的先驱者传给它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莫过于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学说。这些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刚刚兴起的新的理论自然科学，其范式与传统科学迥然不同：它不是某个具体学科的产物，而是诞生于多种学科交接的边缘；它的发展不是纵向的延伸，而是横向的扩拓；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并无严格的限制，而是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新兴科学，其创始人维纳和贝塔朗菲，也毫不犹豫地把探究学术渊源摆在著作的首位。
    例如，诺伯特·维纳在其名著《控制论》的《导言》中，就曾以明晰的语言追述了控制论在确立过程中所受到的先辈的影响。他说“控制论”一词，是借用古希腊字“掌舵人”的原义稍加演变而成。他尊称莱布尼茨是控制论在科学史上的“一位守护神”，承认莱氏的博学和驾驭多种知识的能力启发了他去开拓各门学科之间“被忽视的无人区”。而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概念，孕育了有关控制论的新思想。（20）又如，冯·贝塔朗菲在一篇题为《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的专论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要是正确地提出和评价现代系统方法，则不能把它看作一时时髦的产物，而应把它看作与人类思想史交织发展的一种现象。”接着他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历述对当今普通系统论发展作出了贡献的各个学派，其中包括马克思有关“世界的辩证结构”的学说。（21）由此可见，无论是自成体系的传统科学，还是跨学科的边缘科学；无论是科学“纵向一体化”，还是它的“横向一体化”，均须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内，揭示其发展过程和内在联系。所以，历史学观点及历史主义原则，不仅贯串于各个学科之中，而且是进行跨学科交流，从而是推动科学整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主义观点和社会革命理论对于“科学革命”观念的重大影响。所谓“科学革命”观念，是近年来由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首先倡导的。其中心意思是，科学进程不是按照知识累积的形式缓慢地伸延，而是通过改变全部经验内容和改造整个学科规范的革命突发方式发展的。库恩论证的思想逻辑是，先由“科学革命”同社会政治革命的相似性的阐述中，确立“科学革命”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自然科学史的范畴里，运用具体史实来证明其合理性。库恩认为两种革命的第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产生革命的先决条件相同。他说：“无论是在政治发展还是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觉察这种能够导致危机的（规范--指现存的社会制度或科学规范）失效现象都是革命的先决条件。”另一个相似之处，则是它们都需要在势不两立的状态中进行选择。他指出：“就象相互对抗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一样，相互对抗的（科学）规范之间的选择，证明是一种在势不两立的社会生活方式之间进行的选择”。（22）我们从“科学革命”的实际内容、论证的思想逻辑以及库恩所揭示的两种革命的内在联系来看，历史学阐明的有关社会革命学说，乃是触发“科学革命”观念并使之完善化的重要思想依据。
    由于历史学观点以及历史主义原理在现代科学整体化中的作用愈益显著，故而法国一位学者在论述当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时指出：“现在有充分事实证明象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许多学科将恢复繁荣。过去多少世纪中，这些学科是居于前列的。这是因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今天的新需要相适应”。（23）正是这种当代社会的新需要，使法、日等国，每当要发展一种新学科时，总预先研究其历史状况。如着手城市建设先须了解其发展史，要解决某地公害先须研究地方史，若改革大学教育制度不能不先行考察教育史，如此等等。也正是这种当代社会的新需要，使在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年鉴”派史学家的主持下，成为法国历史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研究与教学中心。在历史学家科泽勒克领导下的联邦德国跨学科研究中心，史学家和法学家共同研究近代大企业的问题，史学家还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道，研究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问题。日本东京大学也新设立了“相关社会科学科”，延揽各国的多学科的专家，就国际社会思想、文化接触论、社会工程学、环境社会学等课题，进行国际性的比较研究。此外，还是出于当代社会的新需要，使民众对于历史的热情日益高涨。如美国民间的历史学会竟达到三千余个，历史杂志普遍受到欢迎，精装本的通俗历史书籍十分畅销，“美国国内对历史的兴趣比任何时候都更实在、更广泛”。（24）
    种种迹象表明，在科学整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新形势下，史学的价值将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学的前景不是日趋暗淡，而是将迎来新的繁荣时期，并有可能走在其他学科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