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虽然在新的时代潮流中,历史学固有的跨学科的机制有可能得到恢复,其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在实际中也可能发挥更大的效益,然而,这一切并非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在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其前提条件就在于,历史学和历史思维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与科学整体化的要求。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学受旧的科学规范的影响和制约,它同当今时代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段相当大的距离。 众所周知,建立在古典物理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规范,表现在科学体制上,是具有严格界限的专业分工;表现在科学思维上,是线性因果关系和还原论;表现在科学方法上,是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这种科学规范已经深深地渗入历史学领域,成为影响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事实表明,目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无不带有旧时科学规范的痕迹。最突出的例证表现在,历史学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系统。在这个体制内部,互不交往的断代或国别史的研究成为分工的主要形式,作为统一整体的中国或世界通史,便是这些彼此孤立的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至于历史学与周围环境之间则更缺乏密切的联系,自守于历史学门户,不注意从现实生活和科学整体化中汲取思想营养,“为历史而历史”的风气颇为盛行。按照一般系统论观点:“一个系统是开放的,其意义是说,它不仅与环境进行交换,而且这种交换还是使本系统能够生活、繁殖、存续以及变化的一个因素”。(29)以往历史学那种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系统的性质,决定了它缺少积极变革的活力。 从这个基本特征出发,衍生出诸如研究视野狭隘、理论思维薄弱以及研究方法陈旧等一系列弊病。这种不适应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科学整体化需要的状况,已经把历史学的改革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的历史学改革主要表现在对其科学规范的改造上。这既是解放以来历史学巨大变革的继续和深入,同时也是历史学在更高水平上飞跃发展的起点。 总的来看,当前历史学的改革,基本上还是在沿着与科学整体化趋势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一)研究体制从封闭走向开放。把一个科学对象看作是“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和具有可逆性质的系统”,这是现代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有关“世界的概念图景的本质变化的体现”,(30)也是历史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开放系统,才能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既看到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也注意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同样地,只有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开放系统,才能加深社会现实与历史学的联系。历史学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接受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以改造本身僵硬的体制和单一的社会功能。而历史学则通过向现实靠拢,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新体制以及多样性的社会功能,增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此外,只有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开放系统,才能加强其他学科同历史学的交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得以顺畅地为历史学所吸收,并迅速转化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断为历史研究所论证的历史主义或历史观念,能够更深地渗透到其他学科,成为推动跨学科研究的有力手段。 (二)思维方式由还原论向整体论发展。还原论是微观的,认为“复杂的东西能够用适合于简单的东西的概念来解释”,主张“把事物分成片断去找出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并考察这些孤立的片断”。而整体论是宏观的,它突出“组织”这个概念,强调“一个系统多于其各部分纯粹的简单总和”,从而注意“找出这些片断如何相互作用而能使整体起作用”。(31)对于亟待建立并完善理论体系的历史学来说,在逻辑程序上,应该综合还原论和整体论各自的长处,在思维方式上,则必须注意由还原论向整体论发展。 (三)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方法论体系。史学方法论体系大致应包括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具体史实进行考证、辨伪和评价的方法;第二层次是对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因果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分析、归纳、比较和评价的方法;第三层次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和评价的方法。这个第三层次,既是在历史学的整体上进行系统综合的阶段,也是它跟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辩证法相互衔接和沟通的环节。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方法论方面看,毫无疑问它实质上就是系统理论”。(32)由于受旧的科学规范的制约,人们长期以来忽略了第三层次整体方法的建设,致使历史学统一的多层次、多功能的方法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辩证法统率下各种方法合谐的关系,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于是,引进系统论方法,改造原有的方法结构,便成为建立统一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关键之所在。因为系统方法至少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系统方法乃是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指南,它的基础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这是由相互作用联系起来的各要素的总和,因此表现为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系统方法的一般科学的性质,使它成为特殊的媒介,以保障唯物辩证法及其范畴工具与现代专门科学知识的紧密联系”。(33) 为了能使历史学改革顺利进行,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注意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之间的关系。事实表明,引进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历史比较方法等),既是科学整体化的需要,也有利于历史学改革。但是,由于这些被引进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尚待进一步完善(如一般系统论未能很好地解决系统结构发展变化的原因,往往“在‘外来推动’中寻找‘从静止到运动、从平衡到发展的桥梁’”),(34)有的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唯心主义成分(如西方唯心主义的行为主义,作为“建立起控制论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之一,曾将一些错误观点带进了控制论),(35)有的其正确与否,跟一定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如“比较方法决不是历史想象力(即历史观)的代用品,它是必须受到历史想象力制约的有用工具”(36)〕。因此,要使这些引进的理论和方法,沿着正确的、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展,首要的任务,在于使它们“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37)这是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学领域扎下根来所必须经历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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