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注意历史学的传统方法与新引进的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新引进的自然科学方法所必须经历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同历史学传统方法相互结合、适应和改造过程中融为一体，成为新的历史学方法论的有序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如系统论方法引进历史学的过程，首先是它对传统方法进行改造的过程。通过加强整体的内聚力，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将原来孤立的、零散的，不相统属的各种研究方法，改组成为一个具有不同等级结构的统一的方法论体系。其次，系统结构方法在改造传统方法的同时，其自身也被新组成的体系所改造和制约。同一般科学方法一样，系统方法也受到一定的应用范围和手段的局限。它无法代替历史学固有的史实考证方法和历史过程叙述方法，而必须以它们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层次。由于系统方法长于整体的逻辑结构分析，而绌于反映系统的发展变化过程，故而系统方法只有同历史主义方法相结合，才能使新形成的历史学方法论体系具有真正辩证的、科学的性质。
    第三，注意基础理论研究与社会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社会实践和科学整体化的要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科学的渗透，将使原有的历史学发生分化，为形成不同类型、不同范围的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便成为历史学中的新问题。当然，历史学有责任参预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决策活动，从而充分显示其应用研究的社会价值。然而，任何这类研究的基础以及发挥效应的程度，都取决于理论研究及其水平。一方面，应用研究作为基础理论研究同社会实际和其他学科联系的中介，不断给基础研究提供新的活力、课题和信息，推动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基础研究以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上的新成果，将应用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总而言之，社会改革潮流和科学整体化趋势，对历史学的科学价值、社会功能以及研究体制、思维方式、方法论体系等方面的要求和改造，并非要抹煞悠久的历史学所固有的特点与长处，而是在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规范的推动下，让这些特点和长处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使历史学不断地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②《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190页。
    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中的一体化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④斯塔罗斯京：《现代科学学中的系统方法及其作用》，载《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页。
    ⑤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载《科学学译文集》，第310页。
    ⑥《系统论》，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5年第2期。
    ⑦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页。
    ⑧古普达：《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⑨凯德罗夫：《论诸学科的相互联系》，载《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8期。
    ⑩阿西莫夫等：《科学整体化的现代趋势》，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1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535页。
    （12）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6、14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225页。
    （14）严中平：《历史出科学》，载《红旗》杂志1985年第6期。
    （15）利哈契夫：《历史--真理的母亲》，载《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