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古代（包括中世纪）印度的土地制度问题
    我国史学界对印度土地制度的看法分歧较大的问题是古代印度有没有土地私有制。一种意见强调古代印度只有国有土地，没有私有土地，以陈洪进、刘家和、吕昭义为代表；另一种意见强调古代印度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季羡林、崔连仲为代表；第三种意见强调古代印度土地制度具有公私两重性，具有公有向私有转化的特点，以黄思骏为代表。
    主张古代印度只有国有土地没有私有土地，是我国史学界的一种传统观点。这种观点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曾经说的那段话，即“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25）。但在结合印度的实际，进行具体阐述时，也有一些具体差别。
    陈洪进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六点：（一）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真正意义就是土地国有制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二）在印度封建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也就是土地国有制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破坏过程。（三）变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变化的过程是极其缓慢复杂的。（四）变化过程之所以缓慢主要是由于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剥削阶级的最大利益在于利用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剥削工具。（五）复杂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五点：甲、大封建主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大规模的私人土地所有；乙、小封建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封建的土地所有；丙、小生产者在公社份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小土地所有；丁、赋税逐渐分裂为田赋和地租；戊、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逐渐分裂。（六）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印度封建社会的关键问题，不理解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就无法理解印度封建社会的重要变化（26）。
    刘家和的观点集中地反映在《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27）一文中。他强调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只存在国有土地，不存在农民的私有土地。
    所谓国有土地就是指国家或国王对全国拥有最高的土地所有权。刘家和是从古代印度国王、奴隶主贵族和农村公社直接掌握土地的情况来分析国有土地的。他认为归国王直接掌握的土地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农业性的土地，如王室耕地，无人占有的生熟荒地；另一类是国王直接掌握的特定形式的土地和与土地有关的富源，如森林、矿山等。国王对直接掌握的土地有所有权。
    贵族掌握的土地主要来自国王的赠赐。受赐者有僧侣，也有俗人。他们只享受土地上的收益权，国王仍对土地有支配权。
    农村公社掌握的土地是古代印度农业性土地中的基本部分。当时除农村居住区的各种地面和建筑、打柴放牧的土地、水利工程等为公社集体所有外，农村公社社员对于耕地的占有权已经相当巩固，并具有法律保证。但不排斥他人在一定条件下的使用权。国王对公社掌握的土地的权利主要体现在赋税上，在一般情况下税率不低于产品的六分之一。
    刘家和根据马克思关于“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28）的论断，强调指出，古代印度国王对于奴隶主贵族们来说那只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者；相应地说，奴隶主贵族们尽管在法律上也同农村公社农民一样是土地占有者，但是他们同国王一道分享了地租，因此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同国王一道分享了土地所有权。所以，肯定古代印度的土地国有制，必须同时指出这种国有制的奴隶主的阶级实质（29）。
    刘家和认为，古代印度不存在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因为：（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荒地或无主地在法律上归国王所有，农民开垦荒地只能免税两年，以后照样要按收成纳税。（二）在《政治论》里虽然对土地的转让有详细的规定，但是这种土地转让与充分自由的土地转让不同，它受许多特定条件的制约。一个纳税者代替另一个纳税者时，前者必须继承了后者的一切，甚至连属于私有的房屋也包括在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固然必须承认土地转让是标志了私有化倾向的出现，但在另一方面也很难说这种转让就是所有权的转让。（三）国王农庄以出租土地作为补充经营形式，贵族掌握的土地可能也有一部分出租。但是还没有见到当时农村公社农民出租土地的具体记载（30）。
    吕昭义的观点反映在他的《从佛教碑铭看印度安度罗王朝的土地制废》（31）一文中。该文对建立于公元前三世纪末、结束于公元三世纪的印度安度罗王朝的土地制度作了探讨。吕昭义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提出来的关于“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一观点是“明确无误和前后一致的，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都没有改变”（32），而古代印度安度罗王朝的土地制度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