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的同志认为“甘地是印度农民的伟大代表”。如贺圣达指出，甘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否定，甘地乌托邦的社会思想，在本质上正是反映了印度农民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他们要求通过重建村社生活，摆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带给他们的贫困、破产等等的强烈愿望（57）。
    （三）如何评价甘地主义的核心“非暴力不合作”。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种是给以适当的肯定，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一种是完全加以否定。而在肯定的中间也有分歧。
    王藻认为“非暴力不合作”系甘地精心制作用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武器，运用这个武器，既可以动员群众向帝国主义施加很大的压力，又能把发动起来的群众约束在一定的界限之内（58）。
    王春良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作为指导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理论原则和意识形态，无疑是空想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反动性。但是在当时印度的历史条件下，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手段之一，则起过积极的作用。首先，非暴力抵抗运动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其次，非暴力抵抗运动具有群众性，它与广大群众有较密切的联系。当然，在肯定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严重局限性和它的消极影响（59）。
    吴成平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是两种策略的结合，具有两重性，正是甘地作为印度民族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两面性的突出表现（60）。“不合作”是用来对付英国的，“非暴力”是用来对付国内工农群众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尽管不是民族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它给英国殖民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是事实，应该肯定。但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适用于英国殖民政权和印度资产阶级地主，只适用于工农群众。这是因为甘地从来没有呼吁英国殖民政权对待印度人民群众使用非暴力，也从来没有要求印度资产阶级地主对工农使用非暴力。可是当工农群众行动起来突破他的非暴力框子时，甘地就利用各种手段加以压制。可见，甘地维护的是反革命暴力，反对的是革命暴力（61）。
    汤宜庄不同意吴成平的看法。他认为“非暴力”与“不合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非暴力是不合作运动的唯一前提和准则，割去非暴力，不合作便成为没有内容的躯壳；即使个别地来研究一下不合作的实质，那也将会看到甘地所谓不合作，竟包含着对殖民政府基本合作的内容。第一次不合作运动流产后，国大党内成立自治党。对于这个彻头彻尾与英殖民当局合作的自治党，甘地表示“欢迎”它的“复兴”。德里协定签订后，甘地为了获得大英帝国召集的圆桌会议的一席之地，竟放弃了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要求，转到了尽可能地和英印政府合作的立场（62）。因此，汤宜庄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地方。
    张一平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应基本肯定”。他认为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斗争是一切社会革命所可能选择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不能抹煞其中任何一条道路的革命性。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在某个历史时期走暴力斗争的道路还是非暴力斗争的道路，这是当时的具体条件决定的。那种不顾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片面强调暴力革命，贬低和平斗争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再说，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不主张“放弃斗争”。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人民反英斗争所达到的两次高潮，都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主体。它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打击是沉重的（63）。
    （四）如何评价甘地的以“手工纺织”为中心的经济思想？
    早在五十年代，王存华、王春良就发表专论，评述过这个问题。王存华认为，甘地的“手工纺织”运动本身并无任何进步性。但是在甘地及其信徒所号召和推行这个“手工纺织”运动以及在与此运动相密切联系的抵制洋布运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却起了激发印度人民爱国主义情绪，把涣散的还没有真正觉悟起来的人民群众初步组织和团结起来的作用。而且对于当时还处于相当软弱地位的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在客观上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前提（64）。
    王春良认为，甘地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经初步发展的殖民地印度，倡导“手纺车”和“木犁”去对抗近代生产方法，这显然既是空想的，又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但在实践上，应该肯定以“手工纺织”为中心的甘地的经济理论。这是因为，甘地并不是提倡“手纺车”以复古，而是以“手纺车”反英， 在印英民族矛盾居主导地位的殖民地印度，任何形式的反帝斗争都具有进步意义，而甘地的经济理论--“手纺车运动”，在实践上推动了印度人民的反帝斗争，那么，其进步作用是无可怀疑的（65）。
    王藻对甘地的“手工纺织”运动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在甘地看来，手纺手织的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可以使贫苦的农民增加收入，哪怕是一点点的收入都会给他们带来希望。甘地认为，农民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是最可怕的。第二，以手纺手织为纽带，便于加强国大党同农民的联系。第三，手纺手织可以防范暴力革命的发生”（66）。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仅就能够找到的材料，整理了上述五大问题的争论情况，疏漏和片面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同志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