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经济是谋生的经济，足衣足食是它的根本目标。所谓谋生，包括谋衣谋食两个方面，即包括耕和织，两者结合。中国封建农本经济正是如此，主要就是耕和织。在棉花引进以前，织又依靠桑与麻，所以又往往农桑并举，指的就是作为衣食之源的耕织结合。《孟子·尽心篇》中说：“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又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汉初文景之世向皇帝献策的如贾谊晁错之辈，讲“务农力本”，其所强调的，也不外于“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⑨这些说法都反映耕和织是农本经济的两个方面。有了这两个方面，也就有了粟米布帛，居上者可以府库充盈，居下者也就可以不饥不寒了。封建农本经济之所以具有自足的性质，具有持久的韧性，其根本依据在于耕织结合，在于满足衣和食的需要。在这一根本点上，不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无大差异。但是，两者间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对牲畜饲养需要的不同。在西方，牲畜饲养在农本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对以后西方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畜力使用和牲畜饲养，在亚欧大陆东方国家的封建农本经济中，占有什么样的比重，不很清楚。在中国，农业中饲养牲畜，自知道用犁开始，主要是为了利用畜力耕作。织布自古用丝麻，不依靠畜产原料。用牛挽犁始于何时，学者所论不一。明代徐光启认为在春秋之际，当代学者以为最早不出战国初期，甚至更晚⑩。牛耕开始后，一犁一牛是普遍情况，用牛的数目不多。《汉书·食货志》记赵过改进农业耕作，说：“用耦犁，二牛三人。”对“耦犁”的解释不一。一种说法是二牛各挽一犁，就犁数和牛数相比，也是以一对一。1950年睢宁双沟出土的汉画像石，有二牛共挽一犁，犁与牛之比是一对二（11）。但是，不论对“耦犁”作何解释，总的说来，牛耕推广很慢，耦犁更当如此。汉代有不少地方仍然用人力耒耕。东汉章帝时，去战国之初始用牛耕已五百余年，王景为庐江太守，那里的百姓还不知牛耕（12）。“民或苦少牛”（13），不仅汉代有此现象，汉以后农业较前发展的时代，也是屡见于记载。直到解放之初，土地改革时，据作者在江汉平原农村所见，农户无牛或几家农户共有一牛，仍然是常有的现象。所以，大概可以说，除了边地专营牧业或战乱之后良田改为牧地因而已不属于农业经营者外，牲畜饲养、放牧，在中国封建农本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小的。
    但是，中世纪欧洲封建诸国农本经济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却很不一样。西欧和中欧土质粘结，农耕很早就使用重犁。挽重犁，一头牛不够，通常用二牛、四牛、甚至八牛。把共挽一犁的牛编为耕畜组，四牛或二牛为一组的较多，八牛一组的则比较少见。从中世纪欧洲文献中遗留下来的犁耕图，现在还可以见到。十世纪的一本历书，有一幅四牛共挽一副装轮的重犁图。稍后，十三世纪一部法国绘图本《诗篇》，有一幅二牛一组的犁耕图（14）。到十四世纪，公元1338年，正当黑死病大流行前夕，还有一本卢特里尔（Luttrell）《诗篇》，也有一幅四牛一组的犁牛图（15）。八牛一组的只见于记载，有的四牛四马混编，有的甚至六牛四马混编（16），但是这些都没有见到图，学者认为其用不广。在英国，根据1086年所汇集的土地调查清册，即所谓《末日审判书》，土地一般都以八牛一组的耕作面积计量，每组约为一百二十英亩（17）。八牛是否共挽一犁或再分为两个四牛一组，这点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封建欧洲耕作中使用的畜力，把有些小农缺牛、靠人力耕作如法国的所谓“手耕农”（18）以及山地不适于牛耕的情况估计在内，是远远超过前文所说封建时代的中国的。中国的三国时代，吴大帝孙权答陆逊书，曾说他“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19）。这里的八牛，显然是分为四对牛耦，和前文讲到的二牛并耕的牛耦没有区别。孙权以人主之尊，举行亲田仪式，用八牛四耦，以此炫示统治者的威仪，绝不代表民间一般情况。这和中世纪欧洲农村的八牛或四牛耕畜组，是不可并论的。据英国《末日审判书》所记，有耕畜组的并不限于庄园领主，身份不同的农奴也有耕畜组，多少不等。例如，凯迈尔（Chemere，即Keymer）一处庄园，有地可供二十五个耕畜组耕作，庄主自用地上有两个耕畜组，农奴三十八户和茅舍农十一户合计有十七个耕畜组。显然，这个庄园的土地并未全部开耕。依其实有耕畜组估计，庄主的两个耕畜组和十一户贫苦茅舍农约计有一两个耕畜组除外，三十八户一般农奴所有的耕畜组共约十五、六个，平均每户可有牛三至四头。（20）凯迈尔庄园不算富厚，少数比较富厚的庄园可能还有超过这个数字的。中古欧洲农业中饲养耕畜之众，于此可见一斑。这仅仅是从农本经济耕的一方面说。
    在织的方面，有赖于多饲养牲畜的情况更为显著。中世纪欧洲的纺织，也有以植物为原料的。麻织自古就有，棉在十二世纪以后的二三百年中，也先后传入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尔、瑞士和德国。英国大概在十五世纪也已有棉，但和其他国家一样，棉织在农家经济中没有什么地位。欧洲国家几乎都不植棉。西西里和马耳他岛所产棉花，质量很低，对当时传播棉织影响甚微。所以农村的家庭纺织，麻织是一部分，但主要是毛织。这就使羊的饲养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封建农本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英国尤其如此。十三世纪英国一位无名作家写了一篇讲家宰职责的东西，不妨暂译为《理家要术》（Seneschaucie）。这篇东西的作者建议庄园主在庄上建三个羊圈，一个圈养阉羊，容四百头；一个圈养母羊，容三百头；还有一个圈养没有剪过头年毛的幼羊，容一百头。这是建议的数字，可能超过了实际。据英国1086年土地清查，以艾塞克斯一郡为例，平均每一庄园有羊一百头，但也有多达八百一十头的。这是以全庄为单位计数。（21）从1086年土地清查到这位无名作者撰写《理家要术》，已经过了约两个世纪，仅一个庄园主饲羊的数字虽不一定达到所建议的数字，但是比前有所增加，或有较大增加，却极有可能。而且，和饲牛一样，饲羊也不限于庄主。十三世纪中叶，英国汉普郡一座属于温彻斯特主教的庄园，持有耕地的每一农户，平均有羊五十头（22）。按封建习例，庄园主为取得粪肥，在一年的规定时间内，有令农奴将所饲羊群圈宿于庄主自用地的权利（23）。农奴养羊而竟引起庄主规定这样的习例，可见养羊在各农户中已比较普遍，而且为数已不在少。这是就农本经济中织的一方面说。除了耕织的需要而外，牛羊饲养还和饮食习惯有关。食肉，饮乳酪，公元纪元前后进入中欧和西欧的日耳曼人久已如此。这一点，见于凯撒和塔西佗的著述，已为人所熟知。进入中世纪后，这种情况没有改变。
    因此，同是耕织结合的农本经济，但在牲畜饲养和利用这一点上，封建欧洲有其明显的不同之处。由于耕织两个方面的需要，封建欧洲保留着重视畜牧的古老传统，畜牧在农本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里不妨再转引一点英国《末日审判书》中纪录的数字。根据这个纪录，十一世纪后期英国诺福克一郡五百一十六个农庄中，其他畜类不计，有牛941.75耕畜组，合计为7,534头，羊43,848头，山羊3,016头，马242头（24）。这些数字来自对一般农庄的清查，至少在英国并非特例。由此也可以理解，西欧封建庄园制在土地划分和使用方面，其所以对牧地、草地、以及休闲地和收割地上的放牧权等等，都约为成俗，不得违犯，意义就在于使庄内庄主和农民的牛羊饲养，都能得到当时生产关系下所许可的保证。畜牧在西方封建农本经济中占有如此的地位，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特点。（25）在十六世纪前后西方封建农本经济发生根本变化之中，这是一个起作用的内在因素。下文对这点将有论及。